涉外商务律师加快与国际接轨的专题研究

杜奔流

http://tsinghualaw.wordpress.com/

前言

司法部最近几年发表的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对于中国律师怎么样扩大在国际法律业的参与，都有谈及。2004年的报告里，有这么一段文字：[1]

“为促进对外开放提供法律服务。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要不断拓展为外商投资、组建合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服务领域；进一步加强在国际投资纠纷、国际劳资纠纷、国际知识产权纠纷、环境保护纠纷和反倾销诉讼、反垄断诉讼、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等诉讼领域中的参与能力。进一步落实我国“入世”承诺，加强中外律师的合作和交流。落实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中有关律师业相互合作的各项措施，开展内地律师事务所和港澳律师事务所的联营等工作，促进三地律师业的共同发展，更好地为内地与港澳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法律服务。积极扶持国内律师事务所走出国门，到境外创办分支机构，参与国际竞争。”

其中关于“加强中外律师的合作和交流”和“积极扶持国内律师事务所走出国门，到境外创办分支机构，参与国际竞争”的字眼，特别值得令人深思。所谓“合作和交流”，所谓国内律师“走出国门”，其实就是本论文标题的“与国际接轨”。2005年的报告也已经发表了。也有类似的表述。本论文结束前，会引用有关的段落。

为什么“与国际接轨”如此重要？本论文会先对这个问题，概括地探讨。然后介绍涉外律师（lawyer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matters）应该要具有的素质，要提升为“国际律师”（International Lawyer）的必要性。之后再从制度上和个人层面，对如何迎接有关挑战的这个重要课题，整体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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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国际接轨?保护性原因

有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对来自国外律行在国内执业，都有较严格的规定。曾经实施过的限制就有?不得设立多于一家分所，不得聘用中国律师等等。最近的发展，是在这方面逐渐发松。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来自境外的律师行，还是如雨后春笋般设立。已经「降落」的，就在国内不断扩张。行文时，有113家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已经根据《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机构管理条例》，经年检合格，获准在中国境内执业，提供境外法律服务。还有35家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处，根据《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经年检合格，获准在内地执业，提供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境外法律服务。[2]

这种现像，除了反映市场需求之外，也反映了有些客户觉得，国际律师(以下有较详细论述)至少在现阶段，还是比部份本地律师，有优胜之处。这种现像的正面意义，是只要对几个弱点进行重点修补，绝对可以令国外客户明白，在中国进行受中国法律管辖的业务，聘用按中国标准收费的中国律师，是天经地义之事。反面而言，如果对弱点视而不见，国际客户只好继续依赖来自国外律师。中国律师的队伍正组建正大，目前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3]，可是如果在培训，专业观念，专业形象方面不加强提高，就等于任人蚕食自己大本营，实在可惜。
跟国际接轨?进攻性原因

2004/05期间，中国企业往外扩张的势头特别明显?除了?传统?的、已经开展经年的港澳投资，美国的计算机制造业、英国的电信器材制造业、美国的石油生产业、英国的汽车制造业、印度的电信服务业，都看到了中国资金寻求投资对像的证据。可以肯定，这股投资热必定越演越热。在这股热潮中，中国律师扮演的角色，应该越加重要。[4]

翻看英美律师行的海外扩张史，不难发现它们往往是伴随是客户的海外业务扩张而扩张的。中国的律师国际化程度越高，越是有资格重演英美律师行的成功。本国客户的海外业务，提供了业务量的基本保证。代表本国律师行累积到的中国或国际经验，可以用作协助国际客户，使法律这门服务行业，也成为了可观的出口业。
涉外律师

这里所讲的涉外律师，并不纯粹是在国内执行涉外业务的律师。涉外业务，包括供境外使用的文档公证，担任外来法人或个人的商标专利代理、为他们提供资信调查，对国际对华投资者提供法律咨询等。纯粹进行上述业务的律师，可以说是狭义的涉外律师。广义的涉外律师，为着区别起见，可以称作“国际律师”。

本文讲的国际律师，是尽管律师本人持有的执业资格，只属于国内，或者是律师日常工作的大本营虽然是在国内，但仍然可以有效地与来自其它法律管辖区的律师，进行有意义、有效率沟通的律师。他们可能同时拥有国外的执业资格，也有可能在国外生活过。但根据笔者个人经验，这些虽然是有利条件，但并非必须条件。

涉外律师的业务范围，应该都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化。笔者听一些外商说过，某类涉外律师，对外商来说，是属于「需要小心」（need to treat with caution），甚至是「避之则吉」（best avoided）的。水平一般的涉外律师，眼中只顾国内法，即使法律意见逻辑欠奉，草拟合同手法粗糙，也不求上进。水平较高的涉外律师，既对国内法有充份的理解，又明白外方(可能是本身客户，也可能是交易另一方)的思考方式，甚至愿意花时间去明白外方有关法律的规定。只有后者，才具有国际律师的素质，才具备着迎接协助国内企业走出去、帮助国外企业走进来这样严峻挑战的能力。
战胜挑战

能够成功战胜挑战的法律工作者，有助于以成就个人事业，也有助于协助有关企业拓展业务。不能够成功战胜挑战的，个人专业发展将会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向外商和外国律师提供国内法的咨询，而很难在“概念共通”（common conceptual areas）的领域作出贡献，遑论获得尊重。这些领域，范围甚广。例如宏观的法治讨论[5]，环境保护[6]等等，还有微观的保护网上知识产权条款应如何起草等等具体业务问题。它们牵涉到的专业思考，并非个别法律管辖区专有的（jurisdiction-specific），也不会因为法律管辖区的改变而需要大幅度的改变。相反的情况，例如解雇员工时候，需要给与什么样的解雇前警告，给与改良工作表现机会需时多长等等法律要求，甲国与乙国的做法，可以差别较大，而有关差别，又基本上是基于法理分析以外的因素而造成的。

此外，不能够成功战胜挑战的律师，在国际交往中，也很难有效的为我方保护或争取最大利益，或者甚至是合理地判断我方聘用国外律师，是否达到最佳或者合理水平。

要战胜挑战，既要在制度上配合，也要在个人层面，愿意付出。制度改革和个人努力，能够协调则事半功倍?缺乏协调则力不从心。笔者不敢奢望，制度上的改变可以一蹴而就。因此以下内容，对个人层面的建议，比起制度层面的建议，份量稍重。制度转形也许要跨过重重关卡，但个人决定要改进，可以看完论文之后，就可以马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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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战胜挑战─制度上的建议

有关制度上的建议，笔者想用以下“三个加强”来总结：加强外语，加强实用，加强交流。
加强外语：英语的重要性

国际律师的外语能力理应较强，这点大概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世界上有几大经济体系，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还有前西班牙殖民地的南美国家等。要做到都精通他们的语言，是不可能。在必须专攻一样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来说，还是专攻英语，较有效益。英语在当今法律世界的流行性，可以归功于两个因素?英国上世纪的殖民统治，和美国目前的国力。以英语作为法律语言的国家，顺手拈来就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就算是不把英语当做官方语言的国家(譬如大部份的欧洲国家)，在国际商务上，也习惯使用英语。若论国家的语言人才布局，也许应该鼓励国人学习各种各样的语言。若论要成为国际律师的个人时间资源的投资，投在英语上，好处是可见的。

浅析身份犯与共同犯罪

李俊杰


　　刑法中的身份，是指行为人所具有的影响定罪量刑的特定资格或人身状况。以身份形成的依据为标准，可以分为法律身份与事实身份。前者是基于法律所赋予而形成的身份，如证人、现役军人等；后者是基于一定的事实情况或关系而形成的身份，如男女性别、亲属关系等。以身份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为标准，可以分为构成身份、加减身份。前者既影响定罪，也影响量刑；后者只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
　　身份与共同犯罪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有构成身份者与无构成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定性问题；二是有加减身份者与无加减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处罚问题。由于混合主体共同侵占单位财物主要涉及定性问题，故以下只阐述前一问题。
　　有构成身份者与无构成身份者共同犯罪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或者与其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罪。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或帮助犯，这已为刑法学界所公认。如妇女教唆或帮助男子实施强奸犯罪的，分别构成强奸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无身份者能否与有身份者构成真正身份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凡无身份能够参与真正身份犯罪的部分实行行为的，则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如受贿罪；凡无身份者根本不能参与真正身份犯罪的实行行为的，则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如外国人不可能与中国人一起构成背叛祖国罪的共同实行犯。由于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共同实行犯的规定，而是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因此，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不仅可以构成真正身份犯罪的教唆犯、从犯、胁从犯，也可以构成主犯。二是有身份者教唆或帮助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罪。对此，应视真正身份犯罪的身份是自然身份还是法律身份而定。如果是自然身份犯罪的，则有身份者不可能构成无身份者实施这种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从犯以及间接正犯。如甲男教唆乙女强奸丙女，因乙女不可能实施强奸这一身份犯罪，故甲男也不构成犯罪。如果是法律身份犯罪，且有身份者也参与了部分行为的实行，则有身份者构成间接正犯，无身份者构成从犯或者胁从犯。如国家工作人员甲利用职务之便为丙谋取利益，而指使其妻乙向丙索取贿赂，甲实际上是利用乙的索取行为来完成整个受贿行为，乙又能够实施向他人索要财物的行为，具有相对意志自由，故甲构成受贿罪的间接正犯，乙构成受贿罪的从犯。
　　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如何定性的问题，刑法理论上的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应以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为根据来定罪；有的则认为应以实行犯犯罪的基本特征为根据来定罪；有的认为应分别定罪。主张共同犯罪应按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定罪是难以成立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主犯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确立主犯的意义主要在于量刑而不在于定罪。在实行犯是主犯，按主犯犯罪的性质定罪与按实行犯的实行行为定罪结果是一样的，不会发生问题。但是如果教唆犯是主犯，按主犯犯罪性质定罪，就与刑法理论不合。因为实行犯的犯罪性质只能根据其实行行为的性质来决定。如果教唆犯与实行犯都是主犯，根据谁来定罪，则会不知所从。其实，共同故意犯罪的性质，是由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的性质决定的。认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应当根据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来认定，而不能以谁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大小为转移。换言之，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因身份成立的犯罪，以有身份的实行犯的犯罪性质来定罪。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因身份成立的犯罪，一般以有身份的实行犯的犯罪性质来定罪。个别情况下，无身份者没有利用有身份者的身份而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的，则应分别定罪。有身份者教唆、帮助无身份者实施因身份成立的犯罪，以无身份实行犯的行为性质来认定。此种情况一般不可能构成身份犯罪，但在有身份者实行了只有有身份者才能实施的部分实行行为时，则应以有身份者的实行行为定罪，即全案应以身份犯罪论处。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