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犯罪分子”的语境分析

李宇先


刑法语词是构成刑法思维语言的基本要素，每一个刑法语词都应当有其特定的意义，刑法语词意义的存在就在于每个语词都是有所指谓的。因此，刑法语言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刑法语词意义的准确性、明了性。刑法语词意义当然产生于主体的理解过程之中，但是，对刑法语词意义的理解却是不能使人产生歧义，刑法语词在语义上被要求按照同一的解释加以运用。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我国刑法中，有一些语词就存在语义不清的问题，一个语词在不同的刑法条文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存在不同的意义。根据语用学的原理，同一话语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传递不同的信息或者含意，这就是语言的语用意义。语用意义的特定性在于，每个语词意义都有特定的语境，与特定的对象发生联系。当语境、对象发生了变化时，语词的意义也就当然随之而发生变化。

在我国刑法中，“犯罪分子”这个语词就存在着由于它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不同的意义的问题。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我们就可以看到，“犯罪分子”一词在刑法条文中共计出现了58处。那么，“犯罪分子”在刑法中的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呢？犯罪分子，就一般语义而言，是指的违反刑事法律，对国家、社会集体或者他人造成危害，应当受到刑罚的人。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犯罪分子”这一语词在不同的刑法条文中所表达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具有不同的语用意义。为了准确适用刑法，在使用“犯罪分子”这一语词时，有必要弄清“犯罪分子”在刑法中不同语境下的意义。

笔者通过分析后认为，“犯罪分子”在刑法中有着四种不同的语境，因而也就具有四种不同的语用意义。第一，在认定行为人是累犯的语境中，“犯罪分子”这一语词具有指称犯罪前科的意义。如刑法第65条所规定的“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在此意义上使用“犯罪分子”这一语词的还有刑法第66条。这里的“犯罪分子”就是在具有犯罪前科记录意义上对过去犯过罪的人所进行的指称。第二，在认定“犯罪分子”是某种妨害司法活动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语境中，指称该人具有某种犯罪行为的意义。如刑法第349条规定的“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中的“犯罪分子”；第362条规定的“窝藏罪”、第417条规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中的“犯罪分子”。这里的“犯罪分子”就是指具有某种犯罪行为的人，此时他可能被查获，可能还没有被查获，只要妨害司法活动的行为人明知是“犯罪分子”而实施了刑法禁止实施的包庇、窝藏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司法机关是否已经查获该“犯罪分子”，或者知道“犯罪分子”是谁。第三，在对犯罪主体适用刑罚和进行量刑的语境中，指称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的意义。在适用刑罚的语境中，如第23条规定的未遂犯、第48条死刑犯（死缓犯）、第56条、第57条规定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第59条附加没收财产、第60条规定的以没收财产偿还债务的原则；在进行量刑的语境中，如刑法第5条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第61条规定的量刑原则、第62条规定的从重与从轻处罚原则、第63条规定的减轻处罚原则、第64条规定的犯罪物品的处理原则；在这些条文中均使用了“犯罪分子”这一语词，这里的“犯罪分子”就是指具有犯罪行为的人已经进入审判阶段，成为了刑事诉讼的被告人。第四，在刑罚执行语境中，指称刑事诉讼法中罪犯的意义。如刑法第36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第38条、第39条、第40条规定的“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第43条规定的“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第46条规定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第58条第2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第72条第2款、第75条第76条、第77条规定的“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第78条规定的“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第79条、第81条规定的“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第82条、第84条规定的“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第85条、第86条规定的“被假释的犯罪分子”等，这里的“犯罪分子”是指已经经过司法机关的审判处以刑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被确认为罪犯的人。

在弄清了刑法中“犯罪分子”不同语境的意义后，在裁判文书中如果涉及“犯罪分子”这一概念时，我们必须明确“犯罪分子”的不同语境意义。当我们在裁判文书中涉及累犯这一语境时，就应当这样表述，“被告人某某是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故意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这一表述将累犯的法律意义完全表达清楚，即前科后犯均为故意犯罪且均是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前科后犯相隔在5年以内，应当从重处罚。当我们在裁判文书中涉及认定“犯罪分子”是某种妨害司法活动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语境时，如“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就应当这样表述，“被告人某某是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查禁某一犯罪活动时，向犯罪分子某某通风报信，致使犯罪分子某某逃避处罚，其行为已经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当我们在裁判文书中涉及对犯罪主体适用刑罚和进行量刑的语境时，如被判处死刑的，就应当这样表述，“被告人某某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适用死刑。”表明判处死刑的基本标准是“罪行极其严重”。而对判处死缓的，则应当表述为“被告人某某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适用死刑，但是根据某一情节对其判处死刑还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当我们在裁判文书中涉及刑罚执行语境时，如在假释期间犯罪的，就应当这样表述，“被告人某某是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处，把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实行数罪并罚。”这就将被告人是在假释期间犯新罪的情况以及应当处罚原则表达得十分全面。

我们只有在准确地了解“犯罪分子”的语境意义才能准确地认定不同类型的“犯罪分子”，以表达“犯罪分子”的不同意义，使得刑法语言准确、明了。

法社会学语境下中国式民主积极性的困境 -
- ----基于文化和观念
民主积极性主要体现在民主行动参与的积极性上。包括：从思想到行动宣传民主，参与民主，鼓励民主；引导别人参与民主，影响别人的行为，简单讲是责任心加上民主行动。历史地考察，每一次民主运动往往离不开农民，农民的民主运动是在流民的号召下，通过争取民主权利，反抗民主压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抗争，大多以失败告终。民主运动触动了百姓的底线，迎合了民众的现实需求，才得以产生和发展。现如今，民主参与的积极性除了体现在通过基本的民主途径争取民主权利之外，更多的融合了体制外渠道，法外渠道。比如，上访，网络民主等等。在互联网上，民主的热情看似高涨，所谓的民主人士则更多的是虚拟世界的观客，看客，心态往往夹带一时激愤，放纵和泄愤的非理性因素。一旦脱离这个环境，除非涉及个人的重要利益，个体很难自省的主动或者号召大家参与公共权权利事务。以成立业委会为例，笔者曾考察过几个小区，往往起初几个人达成一项决议，当时热情很高，第二天就很少有人过问，也就不再找什么组织，主管部门交涉了。揭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需要从我们的文化环境环境和观念中找寻答案。
小农意识至今是，但不是决定一切中国问题的唯一原因。中国社会长期受农业文明影响，个人利益圈子化，社会责任感缺失，利益的争取和社会事物的参与不仅取决于现实法治社会的公民责任感，还取决于个人的偏好权利体和自己的亲疏远近关系，等等，比如自己老板和父母交代的事情往往努力去做。熟人社会的礼教秩序是影响中国人民主行动的主观参与惰性因素之一。
中国人凡事不爱出风头，当面不急攻，随大流的心理是影响因素之二。在这种心理下，大家凡事不做第一，不愿不敢做第一。在涉及大多数人的事物时，如果利益的得失与个体关系不够强烈，比如不涉及重要的人身和财产利益，或者仅仅是间接地涉及小的利益时，大多持放任态度和搭便车心理。甚至把争取公众权利的行为解释为出风头，处理问题的幼稚化和简单化。一旦有了第一个，第二个，人数达到一定优势，又开始转变策略，采取跟随策略。这不但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易学之道，也是国人的文化观念的反应，现实中的极端势力压制个体民主权利的个案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人的这种文化观念。社会学认为，行为由社会角色期待决定，也就是说你的行为建立在认为社会要求你应该如何做的基础之上。一贯的集体行动模式反映的就是这个理论。不同的环境下，个体产生不同的环境角色心理。比如，北京市很多交通路口行人违法很普遍，即使外国朋友来北京也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因为他们觉得不守法反而不好意思。所以法制观念和法律的完备乃至法制监督绝不是法的遵守和实施的根本原因，观念和社会文化结构才是症结所在。
不但是国家，包括地理环境的隔绝机制，社会背景和国家管制在内的整个文化环境塑造了国民的忍性，耐性和屈从性。这是民主积极性不高的又一影响因素。民主参与的渠道堵塞，社会民主组织的准入困难重重，极大的束缚了民主的积极性，传统家家族观念和等级秩序下，民众自组织能力先天不足。国家对组织束缚得过死过严，致使组织后天畸形，要那么夹缝中生存，要么沦为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面对非正当的强势，很多人待遇斗争，恐于斗争，犹犹豫豫，畏手畏脚。社会社会尚未形成保障权利人敢于斗争的体制和法律环境，不到万不得已，妥协，搁置，时间往往成了解决一切的最有效艺术策略。
落笔至此，也就不难理解国人民主积极性不高的现实障碍了。体制不是借口，国家管理也不是挡箭牌，民主意识的提升，民主权利的的争取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事关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不仅是政府的事，更是每一个文化自觉的公民的责任。解决这一困境，不仅需要领导者的敏锐的洞察力，改革的魄力和信心。更取决于社会的信任，和合法争取权利的行动，这迫切我们以提升个体自主性为突破，从思想到行动的大解放。我们可喜地看到，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全面的推进社会改革，尽管我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政治体制的改革总会进行，只是时间问题。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宽容，理解，更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年轻一代的觉悟，责任心和爱国情怀给伟大的民族国家的民主化未来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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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佳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e-mail-pjpj99@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