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徐凌云 陈文茜
内容摘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在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有儒家 “以德去刑”的“德治”思想，法家先驱管仲立足于经济的犯罪预防理论以及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犯罪预防观。在实践上，历朝在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机构的实践、加强户籍管理以及在维持社区治安所采取的手段上都有丰富的实践。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工作应该说有所启迪，但不能将其看作是今天社区警务的源流。
关键词：社区警务 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
社区警务这一现代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八十年代，其理念和方式才“舶入”我国。近年来，它与我国公安工作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实施的效果势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无论是警界还是研究治安工作的学者，对社区警务“趋之若骛”也就在情理之中，笔者也自然不敢免俗。在众多研究社区警务问题的著述中，也有少量着眼于社区警务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从西方国家警务历史中探求社区警务的起源和发展，有的则认为社区警务应该起源于我国古代：认为从我国古代法律思想家的著述和古代封建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也可以探询到今天社区警务的某些痕迹，从而认为我国早就存在着社区警务的制度及其实施。寻根求源自然有助于加深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但寻根求源应首先立足于问题的内涵和实质，而不能在茫茫史海中简单地牵强附会。有关社区警务的起源应该不是难解的问题，“自西方舶入”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但让其很好地植根于我国，为维护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自然不能脱离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笔者也正式基于这样的理念，希冀探求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种联系，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精华，为建立新型的社区警务制度提供借鉴。
一、 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其法律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其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德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以德服人”。这里的“德”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当然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道德、品行仍然占大多数内容。儒家认为，德和刑都是主要的统治方法，但应该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政的辅助手段。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大德而小刑”的思想。历代儒家无一例外地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教化的力量大于刑杀，其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统治者仅用政令和刑罚手段来治理人民，虽然可以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懂得犯罪的可耻；如果用道德感化并加强礼教，百姓就会感到犯罪可耻而愿顺从，从而得以在根本上预防犯罪的发生。儒家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倡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让民众懂得所谓的“孝悌之道”、“忠恕之道”、“爱人之道”，并提出“有教无类”，主张不分贵贱等级对民众进行教育。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充满“礼让”精神和“仁爱”精神，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达到其所谓理想的“无讼”的境界。当然儒家所谓的道德教化，不过是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思想和等级观念，其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以德去刑”，以达到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
诚然，儒家提倡的“德治”思想，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一种统治哲学，其思想内涵和实质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德治国”大相径庭。但其中的一些思想精髓也不能说没有借鉴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德治国”不仅是治国方略，也是我们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指导思想。现代社区警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宣传教育，集合警界和社会的力量来共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不仅单纯依靠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还必须通过道德和法制宣传和教育，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从而遏制违法犯罪的源头，这也是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与儒家思想不同，法家在预防犯罪、维护统治的理念上，提出了与儒家的“德治”针锋相对的“法治”。当然法家的先驱者们也曾经十分重视道德规范在治国理民中的重要作用，管仲就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犯罪预防理论。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认为人人都有廉耻之心，遵守礼义法度，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但他反对空谈礼义廉耻，认为只空谈礼义法度无补于时艰，要注重礼义法度得以贯彻实施的基础。指出只有满足人民的生存欲望，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使人民免受冻馁，才能谈得上礼义廉耻，礼义法度的贯彻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才有基本的保障。否则，人民的生存问题尚无着落，要求他们遵守礼义法度，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立足于经济的预防犯罪理论，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在当时提出是难能可贵的。由此联想到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也必须关注社区的经济环境，积极参与社区的经济建设，关心社区群众的生活，才能调动最大多数的力量，从而达到群防群治的目标。
与法家的先驱人物不同，后来的法家在预防犯罪理论方面却走上了“重刑主义”的道路。以商鞅为代表，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认为只有加重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而“一国皆善”。嘲弄儒家的以德服人是以德致刑，认为“德生于刑”，刑罚运用的本身就是君主爱民治国的“大德”的表现，从而与儒家的重德轻刑论划清了界限。为了实现其以重刑预防犯罪的“以刑去刑”的理论，商鞅提出了“重刑轻罪”说，即加重轻罪的刑罚。他认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为了达成其重刑主义，首创了“族刑连坐”的处罚办法。所谓“连坐”，就是指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者其他有关人同受刑罚。《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令民为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此外，为了进一步预防犯罪，他还提出“刑用于将过”、“细过不失”，主张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犯罪时，就处以刑罚。认为“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在商鞅看来，人们犯了罪时才用刑罚，犯罪的行为就不能禁止；只有把刑罚用在人们将要犯罪的时候，罪恶才不会发生。显然，处罚“将过”，实际上是按照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照人们的行为来定罪。至于“细过”，那仅仅是一般违法行为，可以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必诉诸刑罚。对“细过”也给以刑罚，这就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由此可见，在犯罪预防理论上，法家的“重刑主义”和儒家的“以德去刑”、强调道德教化显然是针锋相对的。其重刑主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终究未能实现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以此为鉴，我们在预防犯罪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我们的警力，仅通过打击和惩戒违法犯罪行为，实践证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深入群众，通过广泛的道德、法制宣传教育，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才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推广社区警务的原动力。
三、 中国古代类似社区警务的丰富多彩的基层治安管理制度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注重维护京畿首善之区的社会治安外，都十分重视全国各地区社会基层的治安管理。在奉为正统的某种法律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的、丰富多彩的措施和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无疑带有历史和阶级的烙印，在当时主要是用来钳制广大劳动人民的手脚，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看来理应作为糟粕而被扬弃，但某些做法对我们的社区警务工作也不失为启迪。
1、 较为固定的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
春秋时期，古代各诸侯国在行政区划上逐步由采邑制向郡县制发展。县开始设置在新兼并的边远地区，至战国时的秦国商鞅变法时，始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自秦王朝建立至清末，县成了中国2000多年来最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域。县设县令，负责一县的民政与治安，尽守土之责。下设县丞和县尉作为县佐，其主要职能是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主管治安捕盗。县以下还设有乡、亭等派出机构，乡置三老、啬夫、游缴等乡吏，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缴掌捕盗及治安。在乡以下还设有里，里以里正或里典作为主管人员，是乡辖管下的社区基层治安组织。里以下还有什和伍，即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后汉书-百官制五》：“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可见什、伍的编制主要是用以让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人们相互告奸、监督，以达到维持一方的治安稳定。至宋代王安石变法后，甲成为里以下的非常固定的基层治安组织，并以此形成了一整套的保甲制度，后文将详述。
此外，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中，还有一种叫“亭”的组织机构。“亭”有两种，一种是设在社区中的“亭”，设在城市中的为街亭，在乡村中的为乡亭。亭有亭长，直接由县令负责。另外一种“亭”与古代邮传有关，设在驿道，既为官吏及行旅之人停留、栖息之所，也负有维持治安、防盗禁盗的职能，类似于现代的治安警亭。两种亭都可以说是带有社区基层治安性质的机构。
2、 严密的编户齐民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社区治安的重要措施
中国在上古三代就有人口登记的相关规定。至战国时期，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适应君主集权专制需要的户籍管理制度，即前文所述的“五家为伍，十伍为里”的户口登记。特别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将全国百姓按什伍的单位进行编制，并实行成年男子强行分户的做法。随着秦统一中国，这一制度成了户籍管理的模式。在汉代，则有了更加严密的编户制度，在官府所掌握的户籍中，比较详细地登记了所属居民的年龄、性别、社会关系、土地财产以及身长、肤色的外部特征，作为征收赋税和徭役的根据，而当人民逃亡时也作为缉捕的线索、在维护社区治安方面发挥作用。在秦汉时期，户籍制度更是和什伍连坐的处罚制度结合起来，使户籍有了特定的社会治安功能。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在治安方面的如此强大的功能，历代统治者都把户籍管理视为社区基层治安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竭力加以完善，以适应治安的需要。其实，今天我们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中，加强新形式下的社区户籍管理，特别是对社区内流动人员的户籍管理，仍然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 联保连坐和保甲制度等维持社区治安的超强制的手段
如前所述，秦自商鞅变法起就实行了什伍连坐法，即将五家或十家结为一体，使之互相监督。若发现有“奸人”、有不轨的人和事，必须及时报告官府，或自行制止，否则一律同罪连坐。这是强制人民参与制止犯罪，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手段。至宋代，这一联保连坐制度发展为保甲制，在法律上继承了前代的连坐法，并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宋神宗熙宁三年，采纳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的建议，在京畿地区推行保甲法，规定凡畿内居民，无论主户和客户，每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立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外来居民入保者，可暂时编入同保。新增民户达到十家，则另立一保。一户居民有两丁以上，依法抽取一人充当保丁。保丁根据需要自备弓箭兵器，以使练习武艺，制止犯罪。每一大保每夜轮流选派五名保丁值勤，主要负责警戒盗贼。同保内犯有“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者，依法予以制裁。保甲作为乡村的社会组织，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基本固定下来，在有的地方甚至取代了原有的乡里组织。这种制度很显然是一种超强制的治安措施，他使得人人得以相互监督、互相猜疑提防、制造矛盾而人人自危。它以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这种扭曲的心理来维系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最能够适合统治者维护社区基层治安的需要，因而为以后历代所效仿。元、明时期的里甲制度以及清代的保甲制度都是宋代保甲制的翻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描绘未来。中华民族漫漫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中，既有应该扬弃的糟粕。也有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精华。确实，综观我国古代各朝的基层社区治安管理以及有代表性的法律思想，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这些思想和实践可以给我们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以某些启迪，但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与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无论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因此而认为社区警务就是起源于我国古代。不解决这个误区就不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推广社区警务模式，也就不能利用它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参考书目：
1、 叶孝信主编 《中国法制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海英主编 《社区警务教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
3、 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律史》 法律出版社 1995
4、 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史》 群众出版社 1998
5、 李贵连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 马小红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7、 陈宏冬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作者单位：徐凌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文茜 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治安系教师

一个基层法院三十年的发展变化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作者：李娜


内容摘要：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从此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伴随着我国的前进步伐和节奏，北安市人民法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


关键词：法院 改革 发展 变化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从此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伴随着我国的前进步伐和节奏，北安市人民法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三十年的光辉历程。

北安市人民法院，是一个位于黑龙江北部地区的基层法院。1978年以来，我院沐浴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法官队伍不断壮大

据史料记载， 1979年该院共有37人，其中审判人员15人。在15名审判人员中，大学文化、大专文化、中专文化和高中文化各1人，初中以下文化11人，初中文化以下的占到了73.3%。

三十年后的今天，北安法院现有干警104人，其中法官65人。与三十年前相比，干警人数增加了近三倍，法官人数增加了四倍。队伍的壮大，不仅仅是人数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干警素质显著提高。仅就文化水平而言，现有的法官大专以上文化为100%，本科以上文化为98%。　

不仅如此，北安法院近年来不断加大队伍建设的力度，努力提高干警的政治业务素质，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一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班子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司法决策能力。二是加强干警培训，注重抓好干警的政治思想教育，强化干警的业务水平和技能，通过选派干警参加最高法院和省、市法院的有关培训，涌现出了一批办案能手、调解能手和先进个人。

二、法官职业化纵深推进

在过去，法官谈不上什么职业化，法院进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法官职业化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95年7月1日，法官法的颁布实施，不仅使我国法官的称谓正式化、法律化，而且明确规定：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为法官的职业化奠定了法律基础，使法官这个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发展。北安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也由此起步，深入推进。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提高了进人的门槛，学历提高到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要求，并实行“凡进必考”，自1985年开始，北安法院共进入36人，均是通过公开的考试进入的，有些已经成为各庭、科室的主要负责人，有些则正逐渐成为法院的中坚力量。

2001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进一步明确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内涵。北安法院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司法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等方面法，对法官提出了新的要求。

法官职业化建设除了内在的要求外，还有一些外化形式，如改革服装和法官在庭审中使用法槌等。1984年前，审判人员没有统一服装。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便于法官执行职务，1984年5月，北安法院审判人员配发了全国统一的审判制服。法官在执行职务时，头顶国徽（大沿帽上挂有国徽）、肩扛天平（制服的肩部有天平徽章）。十多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制服进行改革，设计制作了2000式法官制服。北安法院的法官于2001年统一换发2000式法官制服。法官们在执行职务时着统一的西服，并在胸前佩戴天平徽章（法徽）。2000式法官制服，一改过去大沿帽制服军警化的氛围，更能体现法官职业的特点，更能适合审判工作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国务院、人事部、财政部的规定，从2007年7月1日起，北安法院的法官们享受到了专门的审判津贴，从待遇上也体现出了法官职业的特色。

三、司法理念日益更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北安法院的司法理念与时俱进，日益更新。法官们司法理念的更新，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除了《宪法》和几种组织法（这些法律大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制订的）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法律。那个时候法院办案，主要依据当时的政策。改革开放后，法制建设摆上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逐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除了修订《宪法》外，《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也相继出台，北安法院在贯彻执行这些法律中，更新理念，大胆实践，成效显著。

在民事审判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基本上都是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当事人一张嘴，法官跑断腿”，是对这种诉讼模式的形象描述。在调查、收集证据上，由法官大包大揽，既要在庭前调查收集证据，又要在庭审中宣读出示自己收集的证据，很难体现法官的中立角色。九十年代初，因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实施，带来了民事审判的改革，重点推行诉讼证据制度，坚持“谁主张，谁举证”，以当事人举证为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为辅，变大包大揽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既减轻了法官疲于调查取证的过重负担，又加强了当事人的诉讼责任和证据意识，更适合民事诉讼的特点和要求。跨入新的世纪，北安法院按照“和谐司法”的新理念，对案件的审理做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每个案件的承办法官都自觉地把调解作为首选的结案方式，通过对当事人进行德治和法制教育，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案件调解结案，不断提升案件的调解率：2008年1－9月，北安法院民商事案件的调解率超过了80%。

在刑事审判方面，最值得关注的理念更新，就是由“有罪推定”变为“无罪推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理念转变。1997年前，刑事审判沿袭“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被告人一旦被指控犯罪，如果被告人自己不能提出证据足以证明自己无罪的话，那么被指控的罪名就成立，定罪量刑在所难免。从1997年起实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新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些规定所体现的就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和司法理念。按照这种理念，如果审判中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应当推定其无罪。按照这些法律精神和司法理念，北安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进一步强化了司法保障人权的独特作用。

在行政审判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开创了历史上“民告官”的先河。北安法院在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上，转变观念，加强宣传，消除百姓对“民告官”的畏惧心理。同时，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权利，做到有诉必理，该立案的及时立案，该审判的依法审判，既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行政机关合法行政行为的权威，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审判工作飞跃发展

三十年来，北安法院的审判工作飞跃发展。1979年全院审理各类案件109件，2007年全院审理各类案件2221件，上升了18倍。2008年1－9月，全院已审理各类案件2190件，由此可见，审判工作发展之快，令人惊叹！

从案件的类型看，改革开放之初，受理的案件仅有刑事和民事两大类。案件数量少，类型也比较单一。1979年，北安法院审理的62件民事案件，仅涉及四个小类，即：婚姻纠纷、房屋纠纷、继承纠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事案件的种类越来越多。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1981年设立了经济审判庭，专门审理借款合同、承包合同等经济纠纷案件。2001年12月，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法院改革的要求，撤销经济审判庭，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将原来的经济纠纷案件纳入民事审判范畴，统称为民商事案件。近年来，北安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种类繁多，仅二、三级案由就有60多种。改革开放以来，刑事审判有了很大的发展，北安法院针对新时期刑事犯罪的新特点、新情况，结合本县社会治安的实际，依法从重从快严厉审判各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行政审判的受案范围也非常广泛，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