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民事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
——以当前民事诉讼调解现状为视角


　　 [内容摘要]

　　　　诉讼调解是我国司法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正确运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可以弥补判决之不足，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民事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的“讨价还价”，其运行必须严格遵守我国民事所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切不可突破法律的底线，搞无原则的“和稀泥”，否则，司法为民将会走向反面，影响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损害司法的公信力。

　　[关键词]

　　　　民事诉讼调解　　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　　自愿原则　　合法原则

　　引　言

　　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自古至今就是中华法系之一大特色和亮点，国内司法界以此“优良传统”而自豪，在国外同行中也素有“东方经验”之美誉。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更是将调解原则确立为一项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调解以其灵活、便捷、高效以及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审判实践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在当今大力提倡司法为民、服务大局、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中，调解更是被高度重视，充分使用，甚至发挥至极至。如何正确理解调解原则，依法有效地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在审判实践中的特有功能，达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是司法领域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本文仅就笔者对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的初浅认识谈谈自已的看法，同时，对当前民事诉讼调解的现状进行分析与反思。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据此，笔者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归纳为三项：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下面分项论述。

　　一、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及执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法治原则，一切司法和执法活动都不能突破这条“底线”，否则，再多再好的法律都将成为一纸空文，“依法治国”的美好理想必将化为泡影。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就是对该项基本原则的重申和强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而严肃地将“事实清楚”确定为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的“基础”，将“分清是非”作为调解的必要前提。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的一项审判活动，并非只是当事人之间的简单“谈判”或“讨价还价”，整个调解活动必须在法官的主持之下，严格依照现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在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明确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对民事纠纷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处理。究其本质，调解是人民法院的审判行为，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有机结合。因此，诉讼调解自始至终必须严格本着尊重事实、遵守法律的基本原则，主持调解的法官必须秉持法律人的良知与理性，本着对社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公平合法地审理案件，绝不能搞无原则的“和稀泥”，更不能罔顾事实与法律纯粹地“忽悠”当事人。

　　但是，在当前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部分令人担忧的现象。个别法官为了提高“调撤率”，追求统计数据的好看，从而进行“不良调解”。究其“病理原因”，其一、案件数量与日俱增，承办法官完成审判任务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基层法官，每天开两到三个庭，经济发达地区的法官一天开四、五庭的情形也不罕见。法官连写判决书的时间都没有，因此能调尽量调，至少可以免写判决书；其二、调解结案不必担心当事人上诉，免得多生“事端”，不管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案结事了”，起码在某个具体承办人手上，作为一起案件在诉讼程序上已经“了”了；其三、当下民事调解已然成为“主旋律”， “调解优先”也成了一项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成为司法人民性的一种表现。民事案件的“结案率”、“调解率”、“撤诉率”、“一审服判息诉率”、“上诉率”、“一审案件被发回重审改判率”等等一系列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法官的年终考核，影响法官的评先评优，甚至是职务晋升。此乃不可小视之“头等大事”，事关法官的切身利益，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承办法官所在业务庭在全院的绩效位次，进而影响到所在法院在全市法院乃至全省法院的绩效位次，当然也就影响到庭长、院长的工作业绩。在如此强大的动力和压力之下，就难免出现部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注重对事实的调查了解，忽略对证据的审查认定，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查清的情况下，就急于进行调解，以达到调解结案，快速结案的目的。此种情况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诉前调解中。即，不开庭审理，承办人直接把双方当事人约至法官办公室进行调解。所有的诉讼程序均可简化，一切“虚礼”都可免去，开门见山，直入主题。经过承办人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是“背靠背”，继而“面对面”，法官只不过多废些口舌，尽可能地“和人民群众拉近距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很快双方当事人便接受了法官的意见，达成协议。书记员马上制作调解笔录，双方当事人签字。稍顷，调解书也已“出炉”，一起民事纠纷就此得以圆满化解，“案结事了”，双方当事人即可签字走人，审判工作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可是，笔者对这样的调解心存忧虑。个人以为，这种“草草了事”的做法极易产生“后遗症”，搞不好“案结事发”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并没有把案件事实完整清晰地认定、记录下来，以这种方式结案的调解笔录往往也比较简单，只对案件事实简要地叙述“三言两语”之后，便产生了“调解协议”，笔录更难以反映出对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认定过程。因此，一但事后有任何一方当事人反悔，回想起当初在法院处理该案时，似乎受到了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或者是承办法官的“忽悠”，法官在其中并未真正地主持公道，而使自己稀里糊涂地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尽管从法律上讲，调解书一经签收，即产生法律效力，对调解书当事人不能上诉，无法启动二审程序。但在实践中不主动履行调解书的当事人已普遍存在，目前就调解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也与日俱增，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却不能得到自愿履行。如此，当事人必然会对法院心生怨气，司法的公信力渐微，人民法院的形象受损。当事人不能上诉，那就只能申诉或上访了。至此，事态已完全逆着我们的良好初衷而逆向发展，“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也难以实现。

　　季卫东先生曾经这样论述法律程序的功能，他说：“在这里，只有原告、被告、证人、代理人，而不管他们在社会上是贤达名流还是贩夫走卒。在这里，只讨论纷争中的判断问题，而不管早晨的茶馆谈笑、傍晚的交通拥挤。在这里，只考虑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和法律，而不管五百年前的春秋大义、五百年后的地球危机。总之，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断的场所。这就是现代程序的理想世界。”[1]法庭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它给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公平博弈的平台，一个发泄胸中怨气的场所，也是集中展示法律威严的圣殿。法庭上的审判，与办公室的调解所营造的氛围和产生的“气场”是截然不同的。曾经不止一次有当事人在笔者面前亲口表达了其到法院打官司而未得进入的法庭的深深遗憾。虽然事情解决了，只因未能在庄严的法庭上一味为快，尽数对方的“恶行”，而总觉“美中不足”，似乎缺了点什么。因此，笔者以为，最好是选择庭审中的调解比较合理和稳妥。首先还是要进行必要的法庭调查，将案件证据和事实固定下来，给各方当事人充分发言的机会，让当事人把长期积压在胸中的“怨气”释放出来，缓解一下双方的对立情绪，在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充分陈述、情绪得以充分发泄，双方基本已回归理性，案件事实、证据被固定下来之后，法官再居中主持调解，这样原告的付价不会太“离谱”，被告的还价也不至太“狠毒”。笔者以为这样进行调解的成功率会比较高，而且事后出现“后遗症”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即使采用庭前调解的方式，也应该先将案件事实和证据在调解笔录中完整清楚地反映出来，固定下来，以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二、自愿原则

　　诉讼调解存在的前提是当事人对私权的自由处分, 是民法原理中意思自治原则，也称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反应。民事调解主要基于各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达成的合意, 最明显地体现出调解不同于判决的特殊性，也可以说民事诉讼调解最显著地体现了司法的民主性特征。所以自愿原则天生就成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 是人民法院调解制度得以生存的根基。

　　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体体现为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和实体结果的支配权。也就说，在民事诉讼调解中，案件当事人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法官只是充当程序的主持者和推进者，同时承担对调解程序及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确认的裁判者角色。具体而言，在程序方面，当事人基于其真实意思，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进行调解（离婚案件除外）；可以自愿放弃某些程序上的权利，比如被告放弃自己的答辩期，提前进入调解程序；当事人有权选择调解的时机，比如可以在立案后、开庭前，也可以在庭审进行中，也可以在庭审结束后、宣告判决前申请调解。在实体方面，当事人有权提出自己的调解方案，同对方当事人交换意见；当事人也有权请求承办案件的法官提出调解方案，供各方当事人协商决定；当事人有权决定调解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只要不违法，均应得到尊重。法官在调解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组织、引导和审查。一是组织各方当事人开展和平、有序的调解，避免矛盾激化和意外事件的发生，为有序和有效的调解营造一种理性、文明的环境和气氛；二是引导当事人朝着正确的调解方向进展，避免产生“南辕北辙”的意外结果。努力寻求各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点，引导当事人确定一个各方都相对较易接受的调解方案。引导当事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学会换位思考，打消“绝对个人本位主义”的错误思想，本着互谅互让、文明礼貌的原则，力促当事人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达成协议；三是审查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恶意调解行为，是否有可能系虚假诉讼，确保诉讼调解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但是，在当前的民事诉讼调解中，也出现了一些违背调解自愿原则的现象，有些案件的当事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进行调解，在无奈之下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概言之，在审判实践中有如下几种表现：一是一方当事人由于经济状况不佳，没有委托代理律师，而另一方当事人有代理律师。这样在调解过程中就明显地感觉到双方诉讼力量的不平衡。对法律一无所知的当事人无力招架专业律师的进攻。有些律师的言辞不尽完全合理合法，加之承办法官结案心切，对此也漠然置之，视而不见，甚至还要再加上一句“你如果不同意这个调解方案，我看你最终连一分钱也拿不到。”在这样的情形下，当事人也就只有承受“被自愿”的结果，满腹狐疑地在调解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此种弱势一方，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原告，多为受害人。也有的承办法官为了达到以调解结案的目的，反复多次调解，拖延诉讼，调解不成，坚决不判，审限已到，动员原告先撤诉，再立案，换个案号继续调，直到把当事人调累、调垮，调到筋疲力尽，一直调到调解结案，调到“案结事了”为止。如此调解，何谈司法公正？何谈司法效率？何谈司法权威？何谈司法为民？笔者在此强调，作为一名人民法官，一定要本着对正义的崇尚，对真理与良知的追求，严格监督和审查当事人的协商行为及调解协议的合法性，绝不能允许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利益肆意损害，更不能允许双方当事人恶意调解损害第三人利益或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同时，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调解结案，而不顾诉讼效率，久拖不决，如此这般的“调解”，是更严重的不公平、不公正，已明显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所确立的“调解不成，及时判决”的诉讼效率原则。

　　三、合法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诉讼调解的一项根本原则，该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有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愿调解的，应当及时判决。”这些都是诉讼调解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的具体规定。

　　调解的合法性原则包括程序上的合法和实体上的合法。程序上合法主要是指调解必须在遵循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各项基本原则和程序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当事人所享有的各项程序性权利若非出于当事人自愿放弃，绝不能被剥夺。比如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答辩权、申请回避权、向法庭提交证据以及质证的权利、法庭辩论的权利、最后陈述的权利、发表调解意见的权利、阅读审查庭审笔录或调解笔录的权利，以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申请庭外和解的权利等等，上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都应当得到尊重。当事人的这些诉讼权利在适用简易程序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放弃，但绝不能未经告知而被剥夺，否则即是违法。实体上的合法性主要指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在内容上只能处分属于涉案当事人自己的合法权益范围之内的标的，不得处分属于案外第三人的权益，不得处分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权益，更不能进行恶意调解，诉讼欺诈。同时，即使是对案件当事人自己权益的处分，也不能损害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有违社会普遍遵循的公序良俗。违法，即无效。

　　结　语

　　民事诉讼调解的这三项基本原则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是进行调解的基础；自愿原则是进行调解的前提；合法原则是调解协议产生法律效力的最终保障。在事实没有查清、是非不明的情况下就草草地进行“调解”，这样达成的“调解协议”必有“后遗症”；违背当事人意志，诱骗、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是违法的；尽管案件事实是清楚的，协议内容也是自愿的，但如果调解程序不合法或者协议的内容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或有损社会的公序良俗，则该种调解协议同样也是无效的。

　　总之，法官在运用调解方式审理民事案件时，一定要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绝不能无视国家法律的尊严，漠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调解而调解，言则为民，实则害民。当事人丧失了上诉权，减少了上诉案件，却增加了上访案件，最终走向司法为民的对立面。无原则的调解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极大的伤害了司法的公信力，与人民法院服务大局，为民司法，构建和谐社会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是每一位有人性良知和司法理性的人民法官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最后，笔者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以警同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

（1990年12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9月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2009年3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照宪法、有关法律法规行使职权。

第三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四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经费，代表活动经费以及主席、副主席履行职责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二章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五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组成。

代表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七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遵守和执行；
（二）在职权范围内通过和发布决议、决定；
（三）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
（四）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情况的报告；
（五）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
（六）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七）选举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八）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听取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的工作报告；
（九）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十一）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十三）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应当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八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有权罢免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

第九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经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乡、民族乡、镇的上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召集。

第十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第一次会议在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内举行。

第十一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由乡、民族乡、镇的上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下列准备工作：

（一）确定会议召开的日期；
（二）提出会议议程草案；
（三）提出会议主席团名单草案；
（四）确定列席会议人员名单；
（五）听取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结果的报告，确认代表资格是否有效，并予以公告；
（六）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

第十二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十日前，乡、民族乡、镇的上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将开会日期和建议会议议程通知代表。

临时召集的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不适用前款关于通知代表时限的规定。

第十三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每次会议举行前，召开预备会议，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选举主席团，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和会议其他准备事项的决定。

预备会议由乡、民族乡、镇的上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

第十四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预备会议选举产生的主席团主持。主席团可以对会议召开过程中的有关程序问题作出决定。

主席团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主席团成员出席，始得举行。主席团的决定，以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五条不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其他有关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经主席团决定，可以列席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本行政区域内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

第十六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主席团、本级人民政府，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大会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席团同意，会议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七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有关机关和组织应当认真办理，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将办理结果书面答复代表，遇有特殊情况，答复期限至迟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十八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作出决议、决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九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十人以上代表书面联合提名。

主席、乡长、镇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副主席、副乡长、副镇长的候选人数应比应选人数多一人至三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应选人数在选举办法中规定具体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超过上述差额，由主席团将全部候选人名单提交全体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预选，根据在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代表对于确定的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代表或者选民，也可以弃权。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另行选举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副乡长、副镇长时，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差额数，进行差额选举。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因故出缺的，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其确定的选举程序和方式进行补选；补选时，候选人数可以多于应选人数，也可以同应选人数相等。

第二十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在法定的任期内，一般应当保持稳定。如果需要变动，本人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职。

第二十一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主席团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主席、副主席，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的罢免案，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审议。

第二十二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机构的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在主席团会议、大会全体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签署后书面答复。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要求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二十三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议案和报告时，代表可以提出询问，由有关机关和单位负责人员到会作说明。

第二十四条乡、民族乡、镇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行使职权至本届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为止。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一名，委员三至五名组成，由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补选或者个别选举的本届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选出的下一届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进行审查。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应当向上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结果的报告，主席团根据审查结果报告确认代表的代表资格是否有效后予以公告；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时，代表资格审查情况和代表出缺情况应当印发本次会议。

第三章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第二十五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设主席，并可以设副主席一至二名，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出，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应当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主席或者副主席。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担任国家行政机关职务的，必须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辞去主席、副主席的职务。

第二十六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
（二）召集主席团会议；
（三）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反映代表和人民群众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接待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四）协助选区选民依法罢免、补选、个别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五）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学习培训、视察，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或者迫切要求解决的重大事项进行调查研究，指导代表小组开展活动；
（六）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督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七）出席或者列席乡、民族乡、镇重要会议;
（八）办理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交办的工作。

第二十七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协助主席开展工作。当主席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或者缺位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的职务，直到主席恢复工作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席为止。

第二十八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工作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第四章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十九条选出的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代表资格按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经确认有效后，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发给代表证书。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期，从本级每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到本级下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为止。

第三十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宣传法律和政策，宣传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第三十一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同选民保持密切联系，走访选民，听取和反映选民的意见和要求，向选民报告履行代表职责的情况。

第三十二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三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在十二小时内书面报告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十四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三人以上的居民地区或者生产单位可以组织代表小组，不足三人的，可以同邻近的居民地区或者生产单位的代表组织代表小组。代表小组每个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活动。

第三十五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主席、副主席组织听取本级人民政府情况通报，开展调查和视察。

代表参加前款规定的各项活动时，不直接处理问题。

第三十六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参加闭会期间代表活动时，根据需要给予往返旅费和必要的物质上便利或者补贴。

第三十七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选民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罢免代表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

第三十八条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由原选区选民补选。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本条例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