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预防控制工作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通知

卫办疾控发[2001]1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关于改革预防保健体系，切实做好预防保健工作等要求，为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保护人民健康，保障经济与社会发展与稳定，以卫生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为指导，在总结“九五”疾病预防控制经验基础上，我们组织制定了《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组织落实，并将实施进展及有关问题及时反馈我部疾病控制司。
二OO一年九月七日


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一、前言
“九五”期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卫生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结合国家和卫生体制改革的实际，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增强大卫生观念，广泛动员和争取全社会参与；严格大卫生管理格局，充分发挥部门间的协同作用；加强法制建设，依法预防控制疾病，加大疾病防治工作力度；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疾病监测，使突发卫生事件、不明原因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基本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阶段性目标；注重卫生防疫防病专业人员培训与培养，促进卫生防疫防病队伍建设；加强卫生防疫防病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目标，基本完成了“九五”提出的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任务，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生命生活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跨入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面临不可多得的机遇：建国五十年来，卫生防疫防病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一支技术精通作风过硬的专业队伍；政府对疾病预防控制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加大；疾病控制体制改革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建立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政策环境已经具备。
但是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一，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任务仍十分繁重。首先，虽然部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一些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的流行仍未得到有效遏止，新的传染病还在不断出现；同时，社会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三峡库区建设等带来了交通发达、人口流动、生态环境的改变，势必造成区域性的疾病流行范围扩大，增大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难度；另外，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国际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也加速了一些传染病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了新发传染病传播速度，也使一些过去得到控制的传染病重新蔓延，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地方病和寄生虫病仍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第二，由于人口动力学变化、人口老龄化发展，我国居民慢性退行性疾病、功能障碍性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日趋增多；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带来了空气、水源、噪声、化学性污染等环境、生态效应，也带来城市人口激增、人口密度过高、住房和交通拥挤、生活空间变小、工作竞争压力加剧等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由生物、环境、行为等引发的一系列影响健康的生存环境质量问题，迫切要求疾病预防控制从过去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从对个体防治疾病方式转向综合防治和群体干预方式，并注重对环境和人们行为危险因素的控制和干预工作。第三，市场经济使卫生服务体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由于投入不足,加之农村卫生人员业务水平偏低，不能适应农村卫生服务的需求。同时，部分农村居民全民卫生与健康意识较薄弱，难以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需求。第四，卫生资源配置和结构不合理。卫生资源配置重城市、轻农村，重医疗、轻预防，使一些城市的医疗资源拥有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符合全体公众利益的、具有更大社会效益的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农村卫生等方面的工作，却低水平重复建设，发展缓慢。卫生补助政策不尽合理，一些应由个人承担的医疗服务由政府和集体包揽，而一些社会公益性的服务则向利用者集资或收费。不同专业、部门之间机构设置交叉重叠，条块分割，协调配合不够，使疾病预防控制与疾病监测的时效和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原本不足的卫生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应用。第五，疾病预防控制手段落后，应急反应和综合服务能力差，由于经费不足，一些先进的疾病诊断方法、预防控制措施得不到及时推广普及。器材设备陈旧简陋，信息滞后，监测处置手段落后，严重影响工作，和及时准确发现、控制疫情；同时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应急反应队伍和相应保障机制，也严重影响及时处置突发卫生事件应变能力和疾病预防控制综合服务能力的提高。
二、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为指导，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发[1997]3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16号），落实财政部、国家计委、卫生部《关于印发<关于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意见>的通知》（财社字[2000]17号）和《卫生部关于印发<关于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实施的若干意见>和<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卫办发[2001]112号）精神，以《卫生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为指导，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坚持“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依靠科技进步和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加强部门协调，强化大卫生观念，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切实做好重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保护人民健康，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稳定。
三、规划目标
（一） 总目标
加大改革力度，按照卫生改革总目标要求，建立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积极预防和控制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重大与重点传染病、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加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网络建设，开展社区综合防治；引进适宜技术，建立健全满足疾病预防控制需要的监测和信息管理系统，探索预防中毒与减少伤害的有效措施，提高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新发疾病和不明原因疾病的快速应急反应和处理能力；落实疾病控制经费补助政策，促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到2005年）
1、体制改革
（1）按照卫生部关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组建职能分工明确、规模适度、精干高效，集疾病预防与控制、监测检验与评价、健康教育与促进、应用研究与指导、技术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2）建立健全以直接面向人群，开展初级卫生保健和疾病综合防治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和农村地区基层预防保健服务网络。
（3）完成《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编制标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工作规范》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考核标准》。
（4）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系统，建立基本满足疾病预防控制需要的信息管理系统。
2、传染病防治
（1）加强鼠疫疫情监测和自然疫源地调查，强化区域性联防，预防和控制人间鼠疫的发生和流行。
（2）建立以防治霍乱为重点的腹泻病监测控制系统，加速霍乱、O157：H7大肠杆菌等相关疾病快速诊断和检测技术开发与应用。
（3）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个高效的艾滋病性病监测系统。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全民预防艾滋病和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在城市达到80%以上，在农村达到45%以上，在高危人群达到80%以上；加强有效预防措施和治疗手段的研究和推广应用，控制艾滋病、性病流行与传播。
（4）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人口覆盖率达90%，涂阳结核病人的治愈率达85%。
（5）98%以上的县麻风病患病率控制在1/10万以下，发病率降至0.5/10万以下。
（6）在全国建立敏感高效的流感监测网络，提高预测预报流感流行趋势的能力。
（7）完善病毒性肝炎防治体系，降低主要高发流行的病毒性肝炎的病毒携带率和发病率。
（8）全国出血热的平均发病率控制在3/10万以下，降低病死率。
（9）提高对暴发疫情、新发传染病及不明原因疾病发生的应急反应能力。
3、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的控制
（1）巩固和提高儿童免疫接种率，推广安全、有效、经济效益显著的疫苗，预防和控制麻疹暴发，进一步降低白喉、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病。
（2）巩固无脊髓灰质炎成果，提高对输入脊髓灰质炎野病毒的发现与反应能力。
（3）乙肝疫苗纳入儿童计划免疫，以省为单位12月龄儿童乙肝疫苗全程免疫接种率达到：城市90%以上，农村地区80%以上。
（4）建立预防接种效果和安全评价系统，实施安全注射。
4、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防治
（1）建立健全碘缺乏病可持续性消除机制，90%以上的县达到国家控制标准。
（2）巩固血吸虫病防治成果，全国未控制地区平均居民粪检阳性率控制在5%以下，控制成批急性血吸虫病发生。继续压缩流行区范围和有螺面积，降低江湖洲滩地区、高原山区易感地带钉螺感染率和感染性钉螺密度，有条件地区积极采取环境改造方法消灭钉螺。
（3）饮水型地方性氟（砷）中毒改水率达到45%，燃煤型地方性氟中毒改灶率达到40%，燃煤型地方性砷中毒改灶率达到95%。
（4）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强包虫病、绦囊虫病、大骨节病防治力度，降低患病率。
（5）稳定疟疾疫情，继续降低发病率，防止暴发流行。
（6）继续加强重点地区丝虫病监测，全国达到消灭丝虫病标准。
（7）加强肠道寄生虫病监测与防治工作。
5、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
（1）明确各级防病机构和医疗机构的防治工作任务，建立健全防治队伍和组织管理体系。
（2）建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信息监测系统和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监测和死亡登记工作。
（3）加强综合防治示范点建设，地市级城市建立起综合防治基地，重点开展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和慢性阻塞性肺部疾患的人群防治工作。
（4）开展全人群干预，加强重点人群管理，降低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老年性疾病、精神障碍、营养性疾病、学生常见病和口腔疾病的危险因素水平。
6、配合农村文明村镇建设，加大改水、改厕和粪便无害化处理力度
到2005年，农村改水受益人口达到95%，农村自来水覆盖率达到60%。农村饮用水卫生合格率达到65%，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55%，粪便无害化处理率达到40%；到2015年，农村自来水覆盖率达到80%，农村厕所普及率达到75%。
四、策略与措施
（一）坚持预防为主方针，强化政府职责，加强部门协调
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要继续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增强大卫生观念，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全面负责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切实加强政府对公共卫生工作的领导，将重大疾病预防控制纳入政府社会经济发展“十五”规划；加强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宏观调控，逐步探索新形势下疾病预防控制策略，加强卫生系统内部与社会各有关部门间的协调合作，认真执行《关于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意见》、《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等文件，实行优惠倾斜政策，增加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投入，加强预防保健机构的建设，优先保证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必需的资金；通过法律、行政、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促进疾病预防控制措施的落实，以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怀，切实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二）进一步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改革
认真落实《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提出的建立综合性预防保健体系的要求，重点抓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建设，努力建设适应国情、满足预防保健需求、分工明确、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精干高效的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使其成为具有疾病预防控制、卫生检验、监测与评价、健康教育，能承担辖区预防保健业务技术指导、培训咨询、调查研究、信息处理以及传染病流行、不明原因疾病、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理等功能的综合性预防保健机构。城市构建以直接面向人群，开展初级卫生保健和疾病综合防治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完成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性工作任务。
健全农村地区基层预防保健服务网络，加强以突出农村地区为重点的疾病预防控制战略研究，探索和实施在新形势下适应广大农民需要的卫生预防保健服务措施；加强对西部地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支持力度，促进各项疾病预防控制措施的落实；继续开展三峡库区疾病监测工作，加强与贫困地区致贫相关的疾病防治工作，帮助尽早改变西部落后的卫生状况，保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三）严格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科学化与规范化管理，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全员整体素质
进一步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科学化管理，完成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基本装备标准的研究制定，并加强督导落实；完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规范；推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考核评估制度，制定疾病预防控制工作[cz1] 考核检查和质量评估标准，强化机构自律性管理。
结合《医师法》的贯彻实施，强化全员培训，建立规划有序的在职人员培训机制，提高公共卫生执业医师执业能力；大力培养各级在职的疾病预防控制管理干部，形成一支掌握现代管理知识和技术、懂经济、通法律的管理队伍；深化人事制度改革，调整人才结构，吸引优秀卫生人才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继续开展应用型公共卫生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建立现场流行病学人员培训项目，为现场流行病学高级人才的培训培养摸索经验，改善疾病预防控制人才储备缺乏的现状，切实提高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综合防病和应变服务能力。
（四）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法规，强化法制管理
以贯彻《传染病防治法》为重点，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断提高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法制化管理的水平。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工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立法，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相关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标准、规划的卫生学评价，为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法律法规体系提供科学依据，从法律上规范疾病预防控制，增强依法防制疾病的可操作性，使相关法律法规更有利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开展，更有利于保护人民的健康。
（五）加强疾病监测，提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
加强对影响人群生活、学习、工作等生存环境质量及生命质量危险因素的卫生学监测，对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病、公害病、意外伤害、学生常见病、营养性疾病、精神障碍等重点疾病发生、发展和分布的规律进行流行病学监测及防制管理；积极引进适宜技术，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技术综合服务和相关事件应急反应能力；进一步完善疾病监测与报告制度，完成全国疫情报告系统信息网络建设，提高信息收集、分析、反馈、利用能力，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要求的信息系统，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提高对暴发疫情和突发紧急卫生事件的发现、报告的灵敏性，迅速、高效、科学、有序地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疾病、卫生污染事故的危害，保护人民健康，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卫生防病和社会大卫生工作
要充分发挥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协调作用，调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重大疾病、地方病、重大中毒防治和救灾防病工作方面的积极性，推动卫生防病工作。要继续通过开展创建卫生城市、卫生镇活动促进城镇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管理水平的提高。继续以改水改厕为重点，带动农村环境卫生的整治，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生。城乡都要紧密结合卫生防病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除四害活动。
加大卫生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引导鼓励
群众改变个人卫生行为，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卫生素质，增进健康。
（七）依靠科技进步，推广适宜技术，实施有效干预措施，提高疾病防治能力
依靠科技进步，鼓励科技和管理创新，继续加强对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和适宜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和应用，有重点地引进新技术，积极利用科学有效的疾病预防控制的策略、措施和手段，改善疾病与健康危险因素监测检验条件，促进卫生防疫防病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综合服务能力的提高。
逐步推广安全、有效、经济的疫苗的使用，不断扩大免疫规划服务内容；加强对新疫苗免疫策略研究，建立起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需求的免疫预防服务体系；积极改进免疫服务措施和途径，增加特殊人群接受免疫服务的机会；进一步降低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健康。
（八）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争取多方支持
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多边与双边的项目合作与技术交流，通过争取国际社会资金与技术援助，支持重点地区、重点项目、重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开展；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生产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参与疾病预防控制活动。
五、监督评价
《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十五”规划纲要》，是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疾病预防控制五年规划，其执行的质量及效果将直接影响到下一个五年规划以至更为长期的工作。为此，在“十五”期间，要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目标评价系统，通过多种方式对规划的执行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与评价，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使《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十五”规划纲要》能够更好地落在实处。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基层的监督指导，掌握进度和评估质量，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预防控制措施，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延长健康寿命。


浅 议 恶 法 亦 法


恶法亦法”的形式逻辑结构是“坏人也是人”，然而这不过是对论题望文生义的理解,没有多大意义。“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之争的真正意义在于：执法者是否应当执行恶法，守法者是否应当遵守恶法？
什么是恶法？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什么是法？关于什么是法，古今中外的法学家可谓众说纷纭、各有千秋，我国的理论认为，法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法规定了人们的权利、义务和权力、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1]。
所谓恶法，指的是邪恶的法律，并非不科学或有毛病的法律。首先应当将恶法之治与人治区分开来。恶法也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条、一组、一部法律或整个法律制度。恶法必须表现为国家力求执行的规则，换句话说，恶法也要求在该法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没有表现为规则的政策、指示、命令，或者制定给外国人看而并不打算严格执行的“法律”，例如某些国家反腐败的法律，是不配称为恶法的。其次还必须把恶法与不科学或有毛病的法律区别开来。一个人可能有许多毛病，可能很愚蠢，但并不见得是一个恶人。任何法律都有毛病，要求法律没有毛病无异于放弃法治。
恶法亦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守法即正义”的思想，他认为：服从法律可以感谢国家赐予的恩惠，有利于提高城邦成员的道德水平和正义意识，因而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责任和义务。并且他自己就以自己的行为履行了服从法律的义务，据柏拉图《申辩篇》记载，苏格拉底拒绝朋友们为他安排好的越狱计划，可以逃走而不逃走。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视死如归，最后平静地饮下了毒酒，实践了他的政治和法律信仰[2]。 真正提出“恶法亦法”这一论断的人是分析法学派的奥斯丁，他严格区分了法律和道德，认为法理学的任务是研究法律，而不管它的道德上的善与恶[3] 。
判断一个法是善法还是恶法，存在两大问题：（1）判断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该以什么作为判断标准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就是有争议的问题。（2）判断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实质上，即谁有权作出这种判断的问题。任何法都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原因和过程，也就是说，任何法，哪怕是恶法，都肯定保护了一些人的利益，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而且这些人多半是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这些人会愿意说这些所谓的“恶法”是恶法吗？
关于判断是否恶法的标准是什么？有人提出三个标准：（1）是否多数人意志的体现，（2）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3）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我个人的看法，多数人的意志，多数人的利益均不能作为判断是否恶法的标准，否则发生了世界性影响的古罗马法就会被归入恶法之列，因为它显然没有体现妇女、家子和奴隶的意志，也没有保护这些人的平等权益。同时现代社会那些歧视少数民族的法律却可能因为它们反映了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而被归入良法之列。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不能作为判断法律良恶的标准，否则希特勒的告密法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压迫法都成了良法，因为希特勒领导德国走出了经济危机，古拉格群岛则把本来是国家财政包袱的监狱变成了生产场所。以时代精神作为判断法律良恶的标准，则可能导致把不科学的法律归入恶法之列，使法律像流行服饰一样朝令夕改。
判断法律的良恶只能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当时当地人的一般道德观念。凡当时当地的一般道德观念认为是剥夺个人基本权利或者显失公平的法律，就是恶法。这里所谓一般道德观念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例如奴隶制基础上的罗马法，按照现在的道德观念不管它的立法技术有多么优越，都是恶法。但是在罗马法生效的时间和地域中，却不妨假设它是良法，因为当时当地的大多数妇女、家子和奴隶可能认为他们的无权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显失公平到残暴或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在目前世界政治、经济和法律一体化已经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一般道德观念的当地性仍应得到承认；其理论根据决不是什么“内政不容干涉”，而是“被统治者的同意”。正是“被统治者的同意”构成了公民守法的道德基础，这种同意可以是直接的、间接的或者默认的。作为评价法律良恶的标准的一般道德观念之所以必须用“当地性”来限定，就是因为只有当地人才是真正的“被统治者”。自然会有人提出，不同阶级、阶层甚至不同职业、性别、年龄的人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一般而言这种说法是不错的。但同时同地的人不可能没有一些共同的道德观念，正是这些共同的道德观念，如贼无死罪、欠债要还等，构成了判断法律良恶的标准。
事实上谁也不会主张恶法多多益善、恶法万岁，同时谁也不会主张任何人有根据一己之好恶反抗法律的权利。真正的分歧在于：是用修改法律的立法手段尽快结束恶法的效力；还是用不执行、不遵守的办法直接抗拒恶法。恶法亦法论认为修改法律是唯一可用的手段；而恶法非法论认为立法修改以前也不应执行，不应遵守，一天也不能让恶法生效。前者强调秩序的价值，强调执法、守法习惯的养成；后者强调正义的价值，强调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我认为，秩序和正义都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价值，守法执法习惯的养成和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都是法治所追求的极端重要的目标，我们不应当在二者中间进行鱼和熊掌的择决，而应当尽量将二者调和起来，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之争，与规则治理和自由裁量之争一样，将是法学争鸣中一个永恒的论题。
二战结束后，在联邦德国，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合法的道德恶行案件：被告原是一位德国军官的妻子。1944年，她为了脱离其丈夫，向纳粹当局密告其夫曾发表诋毁希特勒和政治当局的言论。结果，根据1934年纳粹政权的一项法令，其夫被判处死刑。1949年，这位妇女在联邦德国法院被指控犯有1871年《德国刑法典》规定的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罪行。这位妇女辩解说，她向当局告发其夫的行为是依法进行的，她并没有犯罪。她的丈夫是根据当时的法令被判处刑罚的。但联邦德国的法院坚持认为，被告所依据的法令，由于违反了基本的道德原则，因而是无效的。另外，被告并不是心怀义务去告发，而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卑鄙的目的，因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一切正直的人良知和正义感。最后，法院以这些论点为理由判处被告徒刑[4]。对此，新自然法学派的富勒认为，当时西德的司法部门的确处于一个极为复杂的困境：一方面，它不能简单地宣告纳粹政府的一切法律和判决都是非法的、无效的，这样将造成长达十二年的法律上的脱节。另一方面，它又不能将纳粹政府在法律名义下所作的每一个邪恶行为的后果都归之于新政府，以致后者永远遭受玷污。他的结论是：不符合法律的内在道德的法律，就不能称之为法律[5]。
究竟恶法应不应当遵守和执行？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个人为什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仅仅因为强制吗？一个仅靠强制维持的法律能长命吗？我们有义务遵守黑社会的规矩以防其惩罚吗？我们遵守法律，其实不过是因为我们愿意遵守，至少是愿意忍受。这就是“被统治者的同意”理论。在当代世界，“同意”理论要求法律由民选的立法机关制定并不得与作为人民意志的宪法相冲突，要求赋予个人以互通声息形成多数从而撤销有效法律的权利，这就要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对恶法的直接反抗，包括消极地不执行、不遵守恶法，也包括积极地以和平手段（包括游行、罢工、罢市、罢课、绝食等）或革命的手段反抗恶法，对恶法的批评如果不与直接的反抗相结合，实际上意味着对恶法效力的承认。批评的对象不但可以是恶法，也可以是人治、有毛病的法甚至良法。批评是个人（包括执法者）固有的权利，禁止或限制对法律的批评是政治黑暗和整个法律制度邪恶的证据。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堵塞了以和平手段修改或撤销恶法的可能。
恶法亦法论者如果不是存心为邪恶辩护，就不应该反对对恶法的批评，为了不冒以腐败的执法者的专横代替恶法统治的危险恶法非法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为遭受恶法损害的人尤其是为了不得已反抗恶法而遭受损害的人，在恶法修改或撤销后得到补救提供了一个充分的理由。这种补救包括恢复名誉，但更重要的是金钱赔偿。
作者：余秀才(原创)
地址：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锦路139号理想药业有限公司
邮编：650106
电话：13888820728
电子邮箱：wtuteft@163.com

注释：
[1] 沈宗灵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法理学》，2001年12月第五次印刷，第29-30页。
[2] 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思想史》200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21页。
[3]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思想史》200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236页。
[4] 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思想史》200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304页。
[5]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法律思想史》200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