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

楼杰科译


4-1 刑事犯罪的心理要素
大多数严重的刑事犯罪除了要求有犯罪行为外，还要求被告人有特殊的心理状态，通常称为犯罪心理。许多较轻的犯罪不要求有犯罪心理，而仅需证明被告人造成禁止的危害。这些犯罪通称为严格责任犯罪，将在第6章里分别讨论。它们趋向于是量刑较低的犯罪，并且目的在于阻止特定的危害而不是进行道德责难。多数严重的犯罪要求证明有应受谴责的心理状态，例如被告人想要或预见特定的危害。可以依据好几个理由证明犯罪心理要件是正当的。如果制罪旨在威慑罪犯，那么仅适于惩罚故意违反刑法的人。同样地，如果刑事定罪含有非难要素（见第1章3），那么刑法应该要求有罪的心理状态。当然，仅因为被告人有犯罪心理，不能得出他必定有罪过的结论，因为他可能有辩护理由。例如，被告人可能故意杀害他人但是如果杀害是自我防卫那么被告人就没有谋杀的罪过。所以犯罪心理要件仅是法律评价被告人是否应受刑事责难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制定法或普通法上的犯罪定义可能包含着一个十分精确的被要求的犯罪心理形式（诸如买卖赃物案中的“知道或相信商品是偷来的”，《1968年偷盗法》s.22）。但是在某些案件中，定义或者使用像“有敌意地”等一般词语或者根本不暗含任何要求的心理要素。这意味着法院必须决定如果要求有心理要素那么要求的是何种心理要素。
在刑法的该领域内学院派法律人与许多法官之间存有许多分歧。法官们本身就并不全部一致或者他们的观点并未完全一致，这使重新制定以及修改刑法的任务更有必要且更加困难。例如，一个反复争论的问题涉及刑法应在何种程度上定义“犯罪心理的词语”诸如“意图”或“希望”的精确含义。许多法官认为这些词语最好留给法院来确定以便陪审团（或者治安法官）能够赋予它们通常而“常识”的含义（见第2章的热点讨论）。该领域内另一主要的争论，在第1章4中已提及，是法律是否应该要求证明主观的心理状态，或者是是否应该适用客观标准。
因为犯罪的犯罪行为可能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要素，所以可能对这些要素要求不同的犯罪心理；所以犯罪的犯罪心理可能由好几个要素构成。买卖赃物罪要求买卖行为是不诚实的，也要求明知或相信商品是偷来的。夜盗罪，依据《1968年偷盗法》s.9（1）（a），要求侵害人意图实施意图偷窃等一系列犯罪中的一种犯罪而进入建筑物，并且外加被告人知道他作为侵害人进入建筑物，或者认识到他可能是侵害人而进入建筑物。夜盗罪的例子很有趣，因为虽然（例如，意图偷窃）法条中特别提到意图，但是侵害人的犯罪心理则没有提及：它已包含在法院的犯罪定义中。在心理要素未在定义中规定时，犯罪心理的形式经常由法院确定。在Tolson案中，Stephen说：
“不同犯罪的心理要素差异很大……每一犯罪的完尽定义明确地包含着或暗含着有关心理状态的命题……现今被法律或其他方式定义的犯罪比以前定义的犯罪要精确的多……但是留下一些不明确表述心理要素的犯罪是一般的——我认为可以说永恒的——立法实践。”
因此一般原则是犯罪可能包含好几个不同的犯罪心理要素，并且其中一个或多个可能在定义中留下了不明确的表述，而由法院来确定。
应该注意的是虽然犯罪心理一词字面上意味着“有罪的心理”，但是即使被告人无责，他也可能有犯罪心理。例如，在Yip Chiu-Cheung案中，被告人是卧底反毒警察，和毒品走私犯共同安排毒品输入从而有效地揭露了一个毒品走私团伙。法院判决他可以被说成是意图共谋安排毒品输入。他怀有良好动机地行为不影响犯罪心理是否存在的问题。

4-2 犯罪心理的不同种类
如我们所强调的，虽然每一犯罪都有自己的犯罪心理，但是有许多犯罪心理词语经常在犯罪定义中出现，并且这些词语需要被检验。它看起来符合逻辑，并且期望刑法拥有概念“图书馆”，具有明确的定义，然后能够适用于各种犯罪：它使起草，解释以及适用刑法更加容易并且更加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1978年法律委员会有关犯罪的心理要素的报告以及附随法案草案的目标；它也影响了1985年法律委员会公布的刑法典草案以及随后的报告。实践中，旨在发展一套有严格定义的犯罪心理术语是有问题的。不仅有涉及上面（见第4章1）有关犯罪心理词语是否可以定义地太僵化的争论；起草定义诸如“意图”这种适用于例如，偷盗，谋杀，未遂，以及刑事损坏等广泛不同的犯罪的词语也有困难。在英国的法律制度中后一问题由于法院总是从各案因而是特定犯罪的角度来确定词语的含义而更加恶化。结果就要知道同一词语，如“意图”，在两种不同犯罪中的不同含义。这种情况不可以被视为符合逻辑的或者可取的，当然它不会使解释或适用刑法更加容易。或许法官最近避免定义犯罪心理词语而更愿意相信在其最低程度指导下的陪审团常识是对该问题作出的反应。
我们将讨论三种主要的犯罪心理概念：意图，卤莽以及疏忽。它们可以被视为尺度，意图是最严重的犯罪心理形式，卤莽其次，疏忽最轻。

4-3 意图
4-3-1 意图起着不同的作用
人们早已注意到犯罪心理术语在刑法中可以发挥各种功能。特别是意图，更是如此。例如Jeremy Horder（1995年Horder）认为“意图”一词有四种不同的功能。

1、“构成危害”
意图可以用于“构成危害”，这意味着有意图地实施行为才构成犯罪，否则就无责。例如意图安全进入未授权的资料库而使用计算机，我们将在第14章中看到这一犯罪。很显然，使用计算机本身没有危害，而意图使行为应受刑事制裁。

2、保护自主
意图要件也可以用来保护自主。它可以发挥限制犯罪潜在范围的有益功能。这在考虑心理伤害时特别相关。虽然法律可能希望惩罚意图引起被害人心理伤害的高视阔步者，但是法律不愿惩罚使考生测验不及格并意识到会给考生造成心理伤害结果的测验者。意图要件有助于区分这些情况并且判高视阔步者有罪，但不判测验者有罪。

3、危害的性质
意图可以是危害的重要方面。有意图的推会被被害人认为比意外的推更严重。有意图的伤害不仅造成被害人的身体伤害，而且也证明未将被害人当作个人来尊重。

4、可责性的要素
最后，意图可以作为决定被告人应受谴责程度的要素。因此有意图的杀害被视为谋杀罪，反之卤莽杀害是稍轻的犯罪，即过失杀人罪。

4-3-2 意图的含义
依照意图可以起的不同作用，“意图”一词已证明法院很难界定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是不会令人惊讶的。事实上法院很少必须考虑“意图”的确切含义。这部分是因为仅意图就满足犯罪心理的犯罪不多；更普遍是犯罪心理包括卤莽的犯罪。就这些犯罪而言，就无需区分卤莽和意图。这意味着意图与卤莽之间的界限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并非经常具有实践的重要性。但是，有两个理由需要检验意图。第一个理由是概念上的：意图被称为“自决行为的范例”；即，想要结果使自己与该结果之间的联系程度要比卤莽或疏忽的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意图是最严重的犯罪心理形式。第二个理由更注重实践。多数有关意图的案件发生于意图和卤莽之间的区别标记着谋杀与过失杀人之间的区别的凶杀情形。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说行为人想要特定的结果呢？所有有关意图的案件的统一论题是应该赋予该词通常含义。因此意图的核心含义就是在某人想或希望结果发生时想要该结果。在犯罪未遂情况下处理意图含义的Mohan案中，James勋爵兼首席法官解释意图是指“目标”或“引起特定结果的决定”。他认为这与结果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发生无关。你可以通过希望杀死被害人而向他开枪表明想要杀死被害人，即使他离你很远而你不可能成功杀死他。
同样清楚表达的是“意图与动机或欲望有所不同”（Bridge勋爵在Moloney案中）。这意味着法律不关心被告人为什么行为。所以例如，在“安乐死”案件中，即使可能有善良的动机（结束被害人的疼痛和痛苦），还是有杀害意图。在Hyam v. DPP案中，被告人的动机可能是嫉妒，或者是急切地吓唬意图中的被害人使他离开该区，但是法院仅对被告人是否意图杀害或严重伤害他人感兴趣。像这种情况，动机仅是证明意图存在的方法，它使被告人更可能有必需的意图。
因此，意图的核心定义就是被告人实施行为时的目的。这被认为与该词的通常理解相符，所以Bridge勋爵在Moloney案中提出一个“黄金规则”——有关意图的含义法官无需具体的指导陪审团。陪审团仅需使用该词的通常含义。
但是在疑难案件中（“罕见而例外的案件”（Gregory and Mott）），可能必须给出进一步的指导。这些案件是当被告人实施行为是为了引起一个特定的结果但是十分可能引起其他结果。常被引用的例子（来自于法律委员会的报告）是行为人怀着炸毁飞机上的货物而获得保险金的目的将炸弹放在飞机上。虽然他的目的只是炸毁货物（事实上他乐于飞行员能逃生），但他意识到飞行员的死亡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预见足以等于杀害飞行员的意图吗？
法院对该问题有严重的分歧。为了完全理解法律就必须看一看上议院讨论该问题的三个案例：

1、Moloney案
在Moloney案中，Bridge勋爵坚决区分了意图与结果可能或大概会发生的预见。依他的看法，为该案的其他法官一致接受，预见结果十分可能发生仅是意图的证据，而不是意图本身。证明预见是证明意图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但是两者不应被混淆。所以在法律委员会的投炸弹者案中，投炸弹者预见飞行员会死的事实是投炸弹人意图杀死飞行员的证据，但本身不等于意图。
Bridge勋爵觉得在多数案件中不需要给陪审团意图的定义，而且参考预见会使两者混淆，因此没有必要。但是，在事实要求审理法官讨论预见的案件中，Bridge勋爵给予了如下“指导”：
“我认为法官只需让陪审团考虑两个问题。首先，谋杀案（或者在其他案件中必须证明有意图引起任何相关的结果）中的死亡或严重伤害是被告人自愿行为的当然结果吗？其次，被告人预见的结果是其行为引起的当然结果吗？应该告诉陪审团的是如果他们肯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那么据此可以得出被告人意图引起该结果的正确推论。”
Bridge勋爵没有比这更具体的定义意图。什么是“当然结果”？Bridge勋爵没有说出它的含义，但是他的判决总体上清楚地表明它意指除非有意外介入否则本质上必然会发生的结果。但是，关于“当然结果”一词含义的疑问导致了（Moloney案后不久）其他案件上诉至上议院。

2、Hancock and Shankland案
在Hancock and Shankland案中，上议院赞成Bridge勋爵对意图的解释。Scarman勋爵，写了该案的上议院判词，肯定“预见不必然意味着意图的存在，虽然这在考虑了陪审团可能认为他有权推导出必需的意图的其他所有证据后可能是事实。”但是，Scarman勋爵感到引用上面的Moloney指导原则是有缺陷的，因为“当然结果”一词很可能被误解。它很可能被认为“当然”意味着没有事是非当然发生的并且该词未传达Bridge勋爵所想之近乎无疑的意思。Scarman勋爵认为应该清楚的告诉陪审团结果的可能性越大，就更可能预见结果而且结果是意图中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他也感到具体的指导原则不可能给审理法官多大的帮助，审理法官应该鼓励陪审团运用它的常识依据特殊案件的事实作出判断。
关于有限开放长江水上未知名尸体信息查询的建议

张杰


　　一、长江未知名尸体处置现状
　　根据交通部、公安部联合发出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长江航运公安局是长江上未知名尸体处置工作的主办单位。据有关资料和业内人士估计，近年长江上经统计加上未纳入统计的未知名尸体年均出现千例左右，上下游分布不均。长航公安局全线未知名尸体查明率以及从水尸当中发现命案的查破率都有所提高，但查明率和查破率似乎还有提高空间。水上未知名尸体处置工作的重要一环就是要查明尸体来源，尸源清楚了，对尸体死亡性质的确认会有帮助，后续工作往往容易做。毋庸置疑，公安部包括交通公安机关和长江航运公安机关对未知名尸体的处置是十分重视的，并且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建立全国无名尸体信息系统、交通公安未知名尸体信息系统、交通失踪人员信息系统、建立长航公安机关DNA实验室等，相关系统中已经储存了大量数据。实践中除有直接线索查清尸源外，长航公安实战单位常见做法主要是搜集各类媒体上有关寻人启事、接待寻尸来访群众、张贴散发寻找尸源启事、报刊上刊登启事，发放协查通报，广泛走访群众等，但通过互联网登载寻尸源启示却鲜有尝试。笔者认为，现在应该是考虑在互联网上有限开放尸体信息查询的时候了。　
　
　　二、有限开放长江未知名尸体信息查询的必要性、可行性　
　　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无论从政治、法律、社会，还是技术、经济、效率层面看，在互联网上有限开放长江上未知名尸体信息查询无论对长航公安机关还是社会公众都十分必要、有利，也是可行的。
1、 从政治层面看，符合我国政府一贯重申的建立责任政府，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立场。长江水上未知名尸体从近年处置情况看，大部分呈现出非犯罪因素，极少部分涉嫌犯罪。非犯罪因素的死亡包括自然灾害(如洪水、泥石流、地震等)、一般性质的船舶肇事、不慎落水、自杀、救人等。这些死者家属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寻找落水者或失踪者。有的寻找到了，有的恐难以寻找到。由于长江上尸体受水流、温度及其他因素影响，绝大多数会往下游漂流，（及个别由于?水原因原地不动，还有由于船舶拖挂带到上游），短的发现地距离落水地几公里几十公里，长的据报道达到1200公里；除长江干流外，还有部分尸体是从支流漂到长江，这给死者家属及公安机关寻找失踪落水人员带来巨大难度。死亡者寻找不到对家庭稳定、社会和谐无疑会带来相当副作用。死者婚姻、财产、继承、抚养扶养、索赔等问题往往会波及众多人员、家庭或单位。成为进一步引发社会矛盾的诱因。在互联网上有限开放尸源信息查询可为及时查清尸源提供有效途径，阻断社会矛盾的集聚。
　　2、从法律层面看，符合我国宪法、信息公开法规的规定。我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尊重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肯定了公民享有知情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查明死者尸源无论对死者还是死者家属都是莫大的尊重，是我国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章第九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 （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长江水上死人情况的发生，会引发一系列相关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变更调整，比如婚姻关系、财产、继承、抚养扶养包括赡养、赔偿等等，涉及死者、家属以及相关他人或法人的直接的切身利益。寻找尸源的过程就是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过程，实际上公安机关包括死者家属双方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双边查找。
　　3、 从社会层面看，符合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众的心理预期。近些年，公安部有限开放人口信息查询工作，给银行、保险、房产、税务等相关部门的业务工作提供了巨大便利，也给老百姓因私查询提供了方便，受到各界广泛欢迎，提升了政府有关部门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另外，自然灾害、矿乱、空难、沉船、重大交通事故等公共事件，主流媒体第一时间介入，有关管理机关及时公开相关信息，社会各方面对此反应大多正面。当今国人与信息封闭的过去相比应该说都具有相当的心理承受能力。汶川地震死难者众，中央政府面对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选择了公开信息，率全国人民经过不懈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并调动全国资源迅速恢复重建，这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公共政策的选择，赢得了人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同理，绵延数千里的浩瀚长江水系，由于各种原因经常死人尽管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但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没必要在公众面前遮遮掩掩，有限公开信息只会增加社会公众对长航公安机关践行三个代表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长航公安机关的警察的确在默默地做着常人不了解、家人不理解、社会少关注的工作。
　　4、从技术层面上看，将内部网上的相关未知名尸体信息筛选过滤，择其要者如尸体照片、体貌特征、衣着、身高、随身物品等在长江航运公安局外部门户网站上设立专门栏目公布，应该不是难事。地方公安机关外部网站交管平台的许多栏目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为公众提供的车辆、驾驶证等查询极大方便了群众。与传统媒体比如报纸、电视、电台相比较，互联网查询方式对普通百姓而言选择性更强，信息留存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大，查询更为方便快捷，准确性更高。
　　5、从经济角度看，有限公开信息可以有效减少死者家属和公安机关的相关查找成本。公安机关在实践中要查清尸源除有直接线索的，往往颇费周折，如同大海捞针，各种方式齐上阵，往往要消耗巨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涉嫌命案，一个个案要查清办结往往花费十几数十万。有限的经费和其他公共资源让有关基层公安机关维持正常工作都捉襟见肘，要求公安机关主动对每起水上未知名尸体倾尽全力去查清楚恐不现实。另方面，死者家属单方面查找也往往花费不薄，甚至根本无从查起。用互联网有限公布的形式，几近零成本将公安机关和家属、知情者有效链接，从经济上看对各方都是有利划算的做法。除初期相关服务器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造升级、编写相关程序外，日常维护运行成本与过去动辄电视、电台、报社去登启示，海量大面积走访，殡仪馆长期存放尸体等相比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6、从效率上看，外部互联网信息渠道与内部信息渠道及传统相关信息获取渠道相比，在获取有效信息方面或许更为高效快捷。凭借长江航运公安局下属沿江十六个分局的现有警力和装备水平，沿江发生的水上未知名尸体基层分局可以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发送长航公安局，长航公安局进行甄别后可以最快速度在外网挂网，有效缩短公众的查找时间，并且不受空间地域限制。当然，做这一工作还需要对长航公安局外网进行必要的正面宣传，如果沿江公众认同了长航公安局外部官网，笔者以为会极大提高尸源的查明率，并提升查明速度，有效节省社会资源。还有可能将沉睡内网信息库的大量过去未查明的尸源进一步查清，使警察经过大量艰苦工作积累的资料得到二次发掘利用。

　　三、 有限开放查询的风险评估与控制
　　总体看，笔者认为有限开放查询利大于弊。如果选择有限开放查询，可能带来以下几方面风险：
一是对于潜在的犯罪分子而言短期内或许会增加选择杀人抛尸长江或在江上杀人。不过这种风险也应该是可控的，如果通过开放查询能够有效迅速查明尸源从而有力打击此类犯罪，将会对有这种倾向的潜在作案人造成震慑，相关案件会逐步减少。80年代“二王”恶性案件发生，公安部首次在国内突破传统做法，大面积发放悬赏通缉令，在当时无疑具有挑战精神；尽管当时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恐慌，民众对公安机关的办案能力也不无怀疑，回过头来看，这种做法无论对当时追堵击毙“二王”，还是对后来通缉令发放的常态化都有不可忽视的划时代的启动意义。公安工作墨守成规，不适时创新，只能是累死警察，浪费资源，各方面都难以讨好。
　　二是选择有限开放，短期内舆情民意对未知名尸体查清率较低估计会有疑问。但是综合来看，通过推行这一举措，加上及时跟进的相关介绍、解释工作，以及查清率的提高，会增加社会公众包括众多外界管理层对长江上未知名尸体查找工作难度的了解、理解和关注，这对长航公安进一步改善、规范未知名尸体处置工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各方面只有了解理解了才会谈得上在信息、人才、资金、装备上给予相应支持帮助，警方和社会公众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才会指日可待。如果所有未知名尸体的处置足够高效、规范，查清率快速上升，难说不是长航公安在公共服务领域提供的一项独特品牌。关门做自己的事，一味要求自己的民警出力流汗，搞大会战，在现代社会恐有些落伍了。需要说明的是，推进有限开放查询并不是排斥传统的查找方式，两者需要并重，发挥出各自长项。
　　三是选择有限开放，对于部分死因难以确认的个案会给相关公安机关带来相应麻烦。水上未知名尸体的死因复杂，由于长航公安机关目前只建立了DNA实验室，相关其他实验室尚未建立，在死因鉴定上面临一定困难。是先等人才、技术、装备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再有限公开？还是先公开并同时或后续推动相关条件的逐步完善？两相权衡，我觉得应选择后者，理由在于从实践情况看我国行政决策机制决定了资源配置有个按重要性必要性先后排队，并统筹规划，兼顾长远的原则。在有关方面并未意识到相关条件的急迫性的时候，或与其他部门需求相比较处于劣势地位时，要在有限的政府支出预算中划出一块给长航公安机关恐怕不是三朝两夕能解决的，而越往后推堆积的问题麻烦或许越多；如果选择先有限公开信息同时通过各种正规渠道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从长远看是有利于长航公安处置未知名尸体工作的。至少公开后尸源查明率会有所上升，还会消化相当部分过去遗留的问题，从中发现相关犯罪线索，帮助破获积案。随着社会各界对长航公安水尸处置工作的了解、困难的理解，反过来舆情民意也将会对相关管理层的决策施加影响，加快相关条件改善的进程。


长江航运人民警察学校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