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政府批淮 等


安徽省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实施细则
省人民政府批淮 省职改领导小组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有关文件精神，搞好职称改革工作，现根据我省实际情况，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组织领导
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对省委、省人民政府负责，并在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下统一领导和部署全省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省科委），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具体工作。
各行署、市、县（市）职称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形式，原则上比照省里办法进行。
中央部委直属驻皖单位，中央部委和省双重领导以部为主的单位，其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工作以中央部委为主，由中央部委会同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省直部门驻地市（不含合肥市）的单位，以省直部门领导为主。必要时地、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协助进行。
二、职责分工
1．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①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政策、规定，研究制定符合我省实际情况的实施细则和政策，统一领导和部署全省的职称改革工作；检查、督促全省贯彻执行中央和省里有关职称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开展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工作的情况；
②明确我省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的主管部门及其职责范围；协调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和综合平衡工作；
③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和解决聘任制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④负责全省专业技术职务宏观指标的控制工作，在省编委核定的编制数和国家下达的各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限额内，审定各地、市和省直各单位各级专业技术职务限额和结构比例；关于增资指标的下达问题，按国务院工改办和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规定进行。
⑤对各地区、各部门在聘任制工作中违背中央、国务院和省里文件规定的。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有权进行检查、干预和纠正。
2．各职务系列主管部门（或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职责：
①根据中央和省里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拟定本系列的实施细则并报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审核后组织实施：
②检查、指导全省本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制定本系列聘任制试点和展开工作的方案及计划，报省领导小组审批后实施；
③负责本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的组建，经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审批后进行评审工作；
④协助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研究确定各地、市和省直各单位中系列各级专业技术职务限额和结构比例：
⑤对本系列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单位，要定期检查，掌握情况进行阶段性小结；对带全局性问题要及时向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
3．省直业务主管部门职责：
①根据中央和省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有关文件规定，选用本部门及所属单位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在省编委批准的编制数和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下达的各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限额内，设置本部门及所属单位的各系列各级专业技术岗位，报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审批；

②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计划或办法，并提出本部门及直属单位的职称改革工作方案，报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后，负责组织实施；
③负责本部门直属单位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考核推荐等工作；
④领导本部门直属单位并指导本系统非直属单位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工作。
4．行署、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职责：
①根据中央和省里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和工作计划，统一领导和部署本地区职称改革工作；检查督促本地区贯彻执行中央和省里有关职称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的情况；
②明确本地区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的主管部门及其职责范围，审定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的实施细则和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审定各县（市）、各部门职称改革试点及展开工作的计划和方案；负责本地区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材料审查和推荐工作；在同级编制部门核定的各
部门、各单位的编制数和省下达的专业技术职务限额内，提出本地区各系列各级专业技术职务限额和结构比例；
③协调各系列、各部门的关系，做好综合平衡，监督和检查各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工作；
④进行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和反映聘任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结交流工作经验；
⑤对各系列、各部门在聘任制工作中违背中央国务院和省里文件规定，地、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有权进行干预和纠正。
三、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
1．评审委员会是评议、审定专业技术人员是否符合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的组织，其成员必须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并由三分之二以上担任较高专业技术职务的技术人员组成，其中，中青年应占一定比例。
2．各级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根据不同层次和需要，可分别建立初、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初级评委会由县、处级单位组建，其中必须有三名以上本系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参加。中级评委会由地、市或厅局级单位组建，其中必须有三名以上本系列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的人员参加。高级评委会由省各职务系列主管部门组建，其中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本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参加。对专业技术人员较多，技术力量较强的单位的评委会，经上一级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可授予某个专业高一级职务的评审权限。对目前不具备成立相应级别评委会条
件的部门或单位，暂可报请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评审委员会评审．也可外聘专家与本部门或单位的专家成立临时性的评审委员会，待条件成熟后再成立正式的评审委员会。
3．评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在单位考核的基础上，对被推荐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政治表现，履行职责的实际能力，专业技术水平和工作成绩等方面进行考核评议，全面地做出评审，准确地写出考核评语，并提出任职条件的意见。由评审委员会主任签字并盖评委会印章后存档备查。
四、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和聘任程序
1．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职务一般实行聘任制，各级党政群机关的专业技术职务实行任命制。实行聘任制的单位原则上应具备领导班子坚强有力，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各方面工作开展较好等条件。对三线、老、山、贫地区和不具备聘任制条件的事业单位目前可实行任命制，但应积
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聘任制。
2．专业技术人员申请担任专业技术职务，均需填写《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并将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和能反映本人业务能力、水平的论著译著，工作实绩的评价资料等材料提交相应评审委员会。对申请高级职务者，由所在单位提供两名或两名以上同行专家（与审议对象不在同一工作
单位）的审议材料，井提供申请者综合材料，内容包括：专业技术工作简历、政治思想表现、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的评价资料、外语水平、单位推荐意见等。上述推荐材料属省直单位的则报送省相应职务系列主管部门，属于地、市的由地、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行文，报
送省相应职务系列主管部门。
对原已取得高、初、中专业技术职称，现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合格人员可免去任职资格评审程序，根据工作需要直接聘任或任命相应职务。若申请高一档次的职务，则须按上述评审程序办理。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名单和呈报表须报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存查。


3．各级专业技术职务必须在取得相应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中聘任或任命。实行聘任制的单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一般由地、市级单位行政领导聘任，也可授权委托县处级单位行政领导代为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一般由县处级单位行政领导聘约；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一般由科
（局）级单位行政领导聘任。并由用人单位的行政领导直接向被聘人员颁发聘任书，双方签订聘任。其内容主要应包括：被聘人员应履行的职责，应有的权力、享受的待遇，任职期限、辞聘和解聘的条件、仲裁单位等。实行任命制的单位，按干部管理权限，由行政领导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
命书，各级职务的聘任书，由省统一印刷。
聘任或任命、解聘或免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须抄报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4．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均有一定任期，每一任期一般为三至五年，如工作需要并符合任职条件的，可以连聘连任。在任期满前三至六个月内，单位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任职期间的表现、实绩、提出连聘成解聘的意见。如连聘原职务，须先征得本人同意，并履行聘
任手续。专业技术人员或单位行政领导在聘约期间，因某种原因要辞聘或解聘，应提前三个月提出并申明理由，经双方同意后，方可辞聘或解聘。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应由上级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科技干部管理部门进行干预，调解和仲裁。专业技术人员任职期满或调离原工作岗位，原任职务
自行免除。
五、合理确定事业单位中各系列各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限额和结构比例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在各级编制部门核定的人员编制数和各级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下达的各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限额内，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专业技术队伍的素质、业务工作的需要以及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贡献和发展状况等，提出各系列各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限额和结
构比例意见，按照隶属关系和位专业技术干部管理范围逐级上报审核，经各地、市和省直各单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审核汇总后，报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统一审批实施。未经过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各地、市、省直各单位不得突破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下达的各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限额。


六、专业技术职务适用范围
1．凡在国家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和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均属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或任命的对象。
2．出国留学或进修的专业技术人员，待其回国后，由使用单位予以聘任或任命。出国援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是否评审或聘任，由各地、市、省直各部门根据情况自行决定。
3．对犯有严重错误，并受行政记大过，党内严重警告，以上处分、缓刑或正在被立案审查的专业技术人员一年内不予聘任或任命专业技术职务。
本细则适用于事业单位、国家党政群机关。企业单位可参照执行，其工作另行部署。
各地区、各部门应根据本细则的规定，结合各自情况，制定实施细则或办法。
本细则先在省属高教、科研、卫生三个系统和经中央及省批准的试点单位中试行。




1986年10月6日
　　公民的消费活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创造良好消费环境，构建和谐消费关系，不仅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对维持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也至关重要。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经营模式和交易方式持续创新，各种新型服务项目及消费方式不断涌现，而消费关系中固有的非理性消费、经营者诚信度缺失、行业监管缺位等问题仍很突出，消费者权益受损的现象也越发频繁。1993年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今已20年，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制定法本身的滞后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许多原则性规定和立法空白难以适应新的司法实践的需要，且修改立法和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工作也未能及时跟进，致使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的审理工作中遇到了许多新难点和疑点问题，亟需解决。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用的发挥。对于这部事关千家万户的法律，从诞生伊始其适用范围一直存在争议。由于法条规定的不明确性，一方面困扰着广大消费者，即其能否适用该法第49的规定，获得双倍赔偿；一方面也困扰着法官，即如何认定“消费者”身份。现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在修订过程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亟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是其适用范围问题。笔者不揣浅陋，对于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范围存在争议的几个问题逐一做讨论。

一、单位是否为消费者，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由于我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概念，对于单位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学术界存有较大的争议。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消费者仅限于社会个体成员，反对将单位纳入消法调整，认为“消费者”指的是“为自己和家庭生活消费的目的而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其主要理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第一届年会曾明确指出，“消费者” 指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没有明确界定，但从保护在消费过程中处于经济弱者地位的往往是公民个人的角度出发，对消费者身份界定为自然人符合国际惯例。只有少数学者赞同单位是消费者，认为“消费者不能仅限于个体社会成员，也应包括法人组织，如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等。”[1]其主要理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 在审议时明确将单位排除在消费者之外，但有意见提出，单位购买生活资料最后也是由个人使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范围可以不排除法人和其他组织，只要用于生活消费的，都可以适用本法。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中“前款所称消费者，是指消费者个人”被删去了。况且，现实生活中单位生活消费的现象大量存在，单位购买生活消费品作为福利分发给职工个人是常见现象，有的虽非生活福利，但最终也归个人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单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作为生活消费的主体纳入消费者范围。司法实践中对于消费者是否仅限于自然人还是包括单位亦存在争议，曾出现过单位以消费者身份到法院起诉的情形。这主要存在于单位为解决职工的生活需要以单位福利性质为职工购买的手机、电话卡、上网卡、食品和日用品等情形中。对于此类诉讼，有的法院认为，这种情况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单位应当属于消费者，这样有利于对消费者更充分的保护，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的法院认为，单位不能作为消费者，消费者仅仅限于个人。单位购买商品虽然是为了职工的生活消费而非进行经营，但是出现消费者权益受损害的情况，职工仍然可以自己名义向经营者主张权利或者单位代理其主张权利。如果将单位列为消费者，可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弱者的理念相悖。另外，从各个地方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情况来看，规定也并不统一。认可消费者的概念应当包括单位的省份有上海、湖南、江西、黑龙江、贵州、河南、海南等地，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省份没有将单位列入 《消费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内。

笔者认为，从对消费者权益给予特别法保护的角度考察，不宜将该法规定的消费者扩大解释为包括单位（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首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来看，其目的是保护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个体社会成员处于消费关系中的弱者。我国国家标准《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规定，消费者是“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从域外法的情况看，大多数者强化对个人消费者的保护，对法人或者组织消费一般没有特别的保护，其对消费者保护的立法也多将消费者限定于自然人。例如，1994年欧盟《 不公平消费合同条款指令 》 规定 ，消费者是出于非职业目的的缔结合同的自然人。欧盟《电子商务指令》认为，消费者是指为了行业、业务或职业以外的目的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任何自然人。因此，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看，消费者的范围应当限定于自然人。

其次，从消费者权益的内容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确定的消费者权益大多与个人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如知悉权、选择权、索赔权等。单位是法律拟制的人，而非真正生物意义上的人，自然人独享的权利其并不能享有，比如受尊重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谓的消费是指个人消费，或者说是直接消费，而单位虽然也可以订立买卖合同而接受一定的商品，或订立有关服务合同而接受一定的服务，但就生活消费而言，单位本身不能直接使用某种商品或直接接受某种服务，也就是说不能从事某种生活消费。只有个人才是生活资料的终极消费者。这些组织、单位拥有的消费行为，总要以实物或服务的形式，有偿或无偿地转归个人消费，承受消费权益的主体仍然是个人。[2]

再次，从法律适用来看，将单位的概念排除于消费者之外，在法律适用上并不存在障碍。如果出现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情况，单位可以按照 《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和《产品质量法》等规定主张权利，而不是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二、知假买假者是否为消费者，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1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49条关于双倍赔偿的规定，催生一个新生的行业，即职业打假人，这恐怕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自王海举起打假大旗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维权组织和职业打假人。对于职业打假人的法律地位，理论上存在着很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法律保护。但对于职业打假人来说，其并非出于生活消费的目的，有的甚至也并非以维权为目的，而是希望借此为个人谋取不当利益，因此这些职业打假人不应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另一种意见认为，购买商品只要不用于生产，就应当视为生活消费。至于是“知假买假”、还是“不知假买假”并不重要，况且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司法实践中没有必要对此刻意区分。如果认定知假买假者不属于消费者，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购假者没有资格退货只能自己使用，反过来他又成了消费者。

职业打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界定的消费者的范畴，已经成为审判实践中困扰审判人员的一大问题。通常法院是以是否属于“为生活消费需要”来进行判断。不同法院和法官对此认定的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判例以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类别来区分，有的以购买商品的价值或数量等因素来判断，有的以消费者个人的消费能力、经济实力和消费习惯来认定。例如某消费者在4S店购买了一辆经过修理后当做新车出售的比亚迪汽车，发现后以受到欺诈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双倍赔偿，法院认为经营者存在欺诈，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就判决经营者双倍赔偿价款。另外一个类似情况，也是因为消费者购买了别人用过的皇冠汽车当做新车来销售，法院认为，原告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购买价值40多万元的汽车，明显不属于为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的情形，如果使用双倍赔偿对经营者很不利，不属于消法调整范围，对消费者双倍赔偿请求不予支持。还有一个案件，原告购买在一个商场以市场价同时购买3部智能手机，但事后发现这是山寨机，起诉法院要求双倍赔偿，法院仅支持1部手机的双倍赔偿，对另外2部判决返还价款。其实这就是对“为生活消费”的理解不同造成的。[3]笔者认为，对于所谓的“知假买假者”也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首先，从消费者的定义来看，消费者的含义比较广泛，而且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消费者是相对生产者、销售者而言的，凡是与生产者或经营者进行交易，从他们手中购买商品，除本身也是经营者外，应被看作是生活消费。消费者不仅包括为自己生活需要购买物品的人，也包括为了收藏、保存、送人等需要而购买商品，以及替家人、朋友购买物品，代理他人购买生活用品的人。消费是由需要引起的，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本身体现着消费者一定的经济利益的追求。任何人只要其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不是为了将商品或者服务再次转手，不是为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易活动，其购买行为就属于生活消费，他或她便是消费者。因此，从购买数量上判断购买人的目的是否为生活消费，恐怕有失偏颇。

其次，从规范市场秩序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不是知假买假，这些人买到的确实是有问题的商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应该保护。且他们的存在不论动机如何，确实潜移默化的促成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从消费者保护立法的目的来看，是为了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如果坚持知假买假不属于消费者的观点，就会使得消费者的概念过于狭窄，使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主体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也起不到打击不法商人的作用。即便消费者被证明为“知假买假”，从制裁、打击违法经营者，建立健康、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考虑，也应认定“知假买假”者为一般的消费者，给予正常的法律保护。法律不保护“知假买假”的有一定消费知识的人，违反了权利主体资格平等保护的法理学基本原理。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本意来说，它首先是保护消费者权益，使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受到的侵害得到补偿。无论职业打假者主观意图为何，其行为客观上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维护诚实商家的利益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4]退一步讲，即使消费者构成欺诈，那也只能是另一种法律关系，不能与判断消费者资格的标准混为一谈。

再次，从实务操作层面上看，是否知假买假是个主观判断问题，很难举证。除非购买者自己承认，否则很难认定。而且现在的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很多产品的技术密集型特点越来越强，产品的瑕疵往往不是表面的，而是隐蔽的，不是凭肉眼检查就能知晓的，因此买受人即使能够凭经验判断是否属于假冒伪劣产品，但在很多的情况下也只是一种推断，并不是最终的判断，是否属于假冒伪劣，还应当由专门的机构进行检测。尤其应当看到买受人买到的确实属于假冒伪劣商品，对于其本身就是一种损害，如果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意味着其不能够退货，这对其来讲，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判断生活消费不宜以购买的目的与数量作为判断标准。司法实践中对于职业打假人作为代理人进行诉讼的案件也难以定位。而且对于当事人主要通过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然后原告提出撤诉的形式解决的案件，法院就更难以认定是否是知假买假行为。

三、商品房买卖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业的持续升温和人民群众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开发商在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违约，买主以开发商为被告的案件呈逐年增多趋势。商品房销售中的欺诈行为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审判实践中也不统一。有的省份如浙江出台了《浙江省实施办法》，明确把商品房纳入调整范围。但绝大多数地方对于商品房买卖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有些法院认为，房屋作为一种商品，购房系商品买卖行为，当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时，适用双倍赔偿应无问题。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商品”系指为人们日常物质生活或文化生活所需且于市场上流通买卖的物品，动产或不动产均包括在内，消费者以生活消费之目的购买商品房的，商品房应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商品，因此产生的争议应适用该法。就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消费者于商品房的交易过程中属于经济上弱者的地位，且购买商品房往往是消费者一身积蓄所得的成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规定的消费者权利，在商品房的交易中应该予以适用。从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目的分析，如果商品房交易不适用该条文，开发商的欺诈行为不承担双倍赔偿的民事责任，一方面消费者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与鼓励，另一方面不能制裁、吓阻开发商的欺诈行为，难以建立规范有序、诚实守信的商品房交易市场。[5]

持相反观点的法院认为，商品房是大件商品，是不动产，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该条规定；房屋经过验收合格，不会存在质量问题，不适用该条规定；房屋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的调整范围，应当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进行判决；对商品房即使采取“双倍赔偿”的惩罚手段对经营者远远不会造成“伤筋动骨”，这种惩罚性赔偿责任对市场交易秩序的冲击力很小，一旦刻意强调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将会给市场交易秩序带来难以想象的干扰和破坏，造成“公平”与“秩序”之间的严重失衡。[6]

笔者认为，商品房买卖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

首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草的背景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时，针对的是普通商品市场存在的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问题，其适用范围不包括商品房。该法保护的主要是生活消费，而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房价高居不下，商品房的投资属性多于其消费属性。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巨大，动辄数十上百万，如判决双倍赔偿，将导致双方利害关系的显失平衡，在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看来很难说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判决。

其次，《产品质量法》 明文规定其适用范围不包括建筑物。商品房作为不动产与作为动产的普通商品有差异，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即使出卖人隐瞒了某项真实情况或捏造了某项虚假情况，与普通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也不能等量齐观。商品房质量问题通过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可以得到妥善处理。

四、购买汽车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当前我国汽车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与汽车消费相关的案件与日俱增，由于汽车“三包”的规定迟迟没有出台，相关案件的处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地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做法也不统一。比如，在汽车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有的法院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予以处理，认为消费者购买的车辆存在瑕疵属于影响其正常使用，经两次以上维修仍无法正常使用的，有权要求销售者退货并赔偿损失。有的法院则认为，汽车尚不属于国家规定的“三包”产品，汽车“三包”规定也尚未出台，当汽车出现质量问题时，消费者不能据此要求销售商更换车辆，但双方之间形成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属《合同法 》的调整范畴 ，当汽车质量不符合约定 ，不能实现购车目的时，消费者可以依据《合同法》规定要求销售者更换车辆。

笔者认为，汽车消费应当属于生活消费。在汽车“三包” 规定已经两次面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的情况下，将汽车消费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畴，实行“三包”，是大势所趋，将家庭购买汽车列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畴，既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促进汽车销售者诚信经营，促进汽车销售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