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并为此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条　缔约双方在对两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其他税收和办理海关管理的规章、手续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此规定不适用于：
　　１．缔约一方为便利边境贸易已给予或将给予邻国的优惠；
　　２．缔约一方已给予或将给予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优惠。

　　第三条　缔约双方将按照本协定的规定和各自国家的有效法律、法规，鼓励和保护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

　　第四条　缔约双方将在各自国家的有效法律、法规范围内鼓励两国的公司、企业和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并为此创造便利条件。

　　第五条　两国从事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企业和组织应按照各自国家的有效法律、法规和国际贸易惯例签订和执行合同。

　　第六条　缔约双方应以相应商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现行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对商品的支付，应按照各自国家的有效的外汇法律、法规，以可自由兑换货币或合同当事方商定的其他方式办理。
　　为便利和促进商品和服务的交换，缔约双方将鼓励和支持在被授权银行之间按通常国际银行惯例缔结协议。

　　第七条　缔约双方应相互为对方在本国举办贸易博览会、展览会、经济技术洽谈会及来访贸易团组提供方便。

　　第八条　缔约双方应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法规允许对方国家从事两国间经济贸易活动的公司、企业和组织在他们各自国家设立常设代表处并为其正常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九条
　　一、缔约双方同意，由两国政府代表组成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委员会两主席分别由两国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的一名司长担任。
　　二、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增进相互了解，检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解决两国经济贸易活动中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出旨在促进双方贸易关系发展的建议，并提交各自政府。
　　三、该委员会根据双方愿望每年举行一次会议，轮流在北京和萨格勒布进行。

　　第十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履行完各自国内法律手续后通知对方之日起三十天后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六个月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的有效期将自动延长一年，并依此法顺延。
　　在本协定终止的情况下，其规定对在本协定有效期内签订的所有合同仍然有效，直至这些合同执行完毕。

　　第十一条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克罗地亚文和英文书就，所有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在对本协定的解释与执行有争议的情况下，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吴　仪　　　　　　　　　　　布兰科·米克沙
　　　　　（签字）　　　　　　　　　　　　（签字）
保全“诚信”…谈法院保全工作的瓶颈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唐毅军


法院的保全工作，原来只被认为是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辅助性的环节，现在已经被意识到是及其重要的一环。通过对财产的保全查封，使判决后胜诉一方有申请执行的依仗，减少法院判决书变成空头支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对证据的保全，使得裁判多少有了一些客观依据，增加了主观裁量的准确性。那么这与“诚信”有何关系，“诚信”能够保全吗？或者说“诚信”有必要进行保全吗？笔者参与法院保全工作有几年了，得出一个结论是，所有保全案件其实质都是保全“诚信”，“诚信”之保全是目前最重大的难题。
诚信，本属于道德的范畴，是近年来社会一大热门话题。在我国近十几年的社会生活中，失信现象如瘟疫一般肆意横掠，从假烟假酒假文凭，到假帐假签证假评估报告；从普通人恶意消费透支，到一些官员言行不一政绩掺水；从“三角债”越滚越多，到很多地方政府出尔反尔宰投资者的肥羊；从教授剽窃他人著作，到足球场上“狗吹黑哨满天飞”等等。人们痛苦地发现，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活圈子里充满了种种“阴谋”，而因此对社会充满“整体诚信危机感”。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大至三峡工程的招标投标施工，小至去士多店买瓶酱油，其实均以“诚信”为基础。只要是涉及两个以上个体之间的事，总会出现诚信问题，反面来说总会有骗人和被骗的可能性。法院的诉讼保全，其实就是丧失“诚信”而矛盾激化的产物。如果任由“整体诚信危机感”发展下去，也许真有那么一天会弄得什么事都得去保全，签合同先找法院保全一下，借款也找法院保全一下，甚至烟瘾发作想去买包烟，也得想一想是不是找法院保全一下，免得买到假烟抽出问题，幸好这仅是一个荒谬想法。
即使将法院保全的范围稍为扩大，比如说在银行贷款业务中引入法院保全这一程序，也必然会招致强烈的反对。因为这违反了社会经济的基本规律----成本加效率原则。事先进行保全也许增加了保险，但交易成本却极度上升，而效率却无限地下降，这样的经济活动有何必要继续下去呢？社会经济活动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弃诚信而行为，必然不能长久。而且，我们回过头想一下，其实法院的保全这种较为保险的行为方式，也是离不开“诚信”的。
在现今的财产保全查封与证据保全查封，其主要方式不外于登记、公告、贴封条、扣押，再以拍照、复制、制作笔录等作为辅助性手段。其中扣押这种方式在保全工作中很少运用，这是由于法院保全工作的性质（保障性、预防性）所决定的，仅在证据保全中，对于一些易于灭失、变造的物品（如帐册、产品样品）等，适用扣押方式进行保全。绝大多数的保全查封，按照最高法院有关查封有效方式的规定，分情况采取公告、封条、登记等方式，财物的实际控制权仍然在被保全人的手中。法院是基于“被保全人不敢欺瞒法院、不会擅自转移财产、不会伪造或毁灭证据”这样一种“诚信”，而把保全的财物仍由被保全人控制。另外，对于一些特殊财物如银行帐号、房屋土地、车辆、股权商标专利等进行保全，需要协助单位如银行、房产国土部门、车管所等协助办理查封，这种方式也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法院相信协助部门“会认真按照法律文书的要求办理查封手续，不会弄虚作假”。上述公告、封条或者协助查封文书实际仅是一种形式，一层“薄膜”，如果当事者不顾“诚信”这一基础，那么捅破这层“薄膜”是并不困难的事。
法院不可能派员24小时盯着被查封物，也不可能把其他单位的活揽给自己做，那些抛弃“诚信”的当事者便是利用这一漏洞，进行违法活动的。笔者经历过不少这类案件，查封某酒厂酒窑，酒厂负责人指使工人凿穿墙壁插水管偷酒；因专利案件查封某家具厂的家具样品，该厂人员则另作一套进行调包；还有银行故意拖延通风报讯帮助被保全人转移存款的，近期就有广州某银行行长指使职员，采取托延、造假的手段，在我院人员眼皮底下故意转走应办理冻结手续的4000万元人民币；还有的单位利用“转制”，另立一套招牌，转移大量资产，而致使原债主讨债无门。上述这类情况多不累数，相信经历过的朋友是很有同感的。
《白毛女》里的佃户杨白劳欠了地主黄世仁的高利贷，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抵债，逼得杨白劳喝卤自杀。旧社会欠债不还的经常被债主逼上绝路。时至今日却颠倒过来，欠债的比债主还有理，欠债的成了爷，能把债主逼上绝路。在一个深受儒家诚信文化影响的国家，为何讲诚信的斗不过不讲诚信的？关键是中国目前没有形成对“诚信”的法律保障制度，“诚信”仍然局限在道德范围内，而没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回到本文的主题就是说“诚信”没有保全好。这么说可能有点玄，我们具体联系上述的保全案例，身为一个银行行长，不可能不知道欺骗法院、转移存款的严重后果，直至被送进看守所他仍然是不后悔。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利”字，他事先已经权衡了利弊。欺骗法院、转移存款最严重是被拘留，这是肯定意识到的，但如果不这样做，也许就会丢了工作，权衡之下于是作出了选择。从这一案例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现，法律对于抛弃“诚信”之行为的惩罚远远不足够、不对称呢？
新加坡的鞭刑是很有名的，仅仅因为随地乱吐口香糖，便会给施以鞭刑，因为过于严酷而常常被批评，但事实是不可忽视的是：新加坡的城市卫生状况非常好。对于不道德的行为给以足够的惩戒，才是对道德最好的“保全”。中国现有的法律对违反“诚信”的惩罚，可以这么打比方，就是赖债一千只罚一百，赖债仍然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那么赖债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就不以为怪了。
法院保全工作中对于“诚信”的保全是很有必要性的，但是由于现有法律的桎梏，对“诚信”的保全措施与违反“诚信”所得的“利”是如此不平衡、不对称，其力度远远不足以平息某些人心里希望抛弃“诚信”的欲火。法院作为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国家机关，对于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义不容辞，而应当有所作为。关键之一，首先应调整法律执行中的道德标准。
如何理解“法律执行中的道德标准”？通俗地讲，就是对有道德的人采取宽容、灵活的执行措施，对没有道德的人采取强硬、严谨的执行措施。儒家文化的诚信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以至于我国现行的法律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都是“君子法”----即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意思。这种诚信标准在传统经济条件下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人们均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里，有什么欺诈作假，很容易会四邻皆知，为人测目，再难抬头。但是在现今这个光陆离奇、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面前，“君子法”就不堪一击。一个人失信了，一张飞机票几个小时就可以天涯海角下落不明了。所以笔者认为针对于小人调整法律执行的道德标准是很有必要的。具体地讲，就是降低目前法律的道德标准，把预防工作做得更严更细，把保全“诚信”的措施设计得更为有效一些。
如何把保全“诚信”的措施设计得更为有效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王众孚在2003年1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的讲话，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2003年以来，全国工商系统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为重点，在全面、准确掌握企业信用状况的基础上，建立实施了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体系。未来不久，各类企业将根据其信用情况，被分为绿牌、蓝牌、黄牌、黑牌四类，分别代表守信企业、警示企业、失信企业和严重失信企业。工商部门将对绿牌企业予以重点扶持，给予年检免审等优惠待遇；对蓝牌企业实行警示制度，在日常工作中予以提示；对黄牌企业进行重点监管，实施案后回查、办理登记和年检时重点审查，向社会公开其违法记录；对黑牌企业发布吊销公告及发布违法记录，对典型案件予以曝光。。。。”
参照工商管理这一按照对象诚信标准所采取的分类方法，法院保全工作同样可以将保全对象分为一、二、三类，对于第一类诚信良好、没有不良记录的，采取最为宽容、灵活的保全措施，查封手段以登记为准，尽可能不影响其正常的经营生活，使其享有较高的自主权；对于第二类诚信记录一般的保全对象，查封可以采取登记、公告等相结合的方式，并采用一些监控措施，约束其自主权；对于第三类失信记录多、诚信标准低的保全对象，查封应当以封死或扣押为主，尽可能地压缩其自主权。以上设想，是根据不同的“诚信”对象，采取相应的法律执行的道德标准，为的是产生足够的法律力度，预防失信行为。这样与法院保全工作的性质是相一致的。
上述的一、二、三类如何区分，这要谈到关键之二，保全“诚信”首先要保全信息。“诚信”与信息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诚信”只能建立在真实、可靠的信息基础之上，没有信息化就不可能有很高的信用水平。近年失信现象如此泛滥，信息缺失、信息被隐瞒是很重要的原因。法院系统通过审理案件，其实拥有一套大容量而且高度权威的信息库，但现在这套信息库没有一个真正管理的制度，仅仅起到考古作用（记录历史）。其他国家机关、较低级别的国家部门，比如公安、税务、工商等，都有自身的一套管理、运用信息库的有效制度，而且都是信息的权威。那么法院为何不能运用自己的信息库、不能树立自己的信息权威呢？信息能有效地保全了，那么不管是保全对象的诚信等级分类，还是其他财产经营信息，均可准确地掌握。
保全“诚信”的两个关键：一个是工作观念---如何调整法律执行的道德标准，一个是工作方法---如何掌握、利用信息，这两点也就是本文想说明的法院保全工作最大的难题和瓶颈。本文观点仅是笔者一个粗糙的想法，如有不屑之处请勿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