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第5号



《贵阳市突发事件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管理暂行规定》已经2013年5月23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市长 李再勇

2013年6月13日




贵阳市突发事件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管理暂行规定
(2013年6月13日贵阳市政府)




第一条为加强本市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管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容易引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及其他事件的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本办法规定的危险源和危险区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规范的规定进行界定。
第四条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循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级负责、分类属地管理、动态监控的应急管理体制，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市、区（市、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区（市、县）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是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监督管理的综合协调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挥、监督同级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容易引发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以及跨区（市、县）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开展相关工作。
区（市、县）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监督管理工作。
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直接管理的事业、企业和其他单位（以下统称“管理单位”）是本单位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管理的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管理工作负责。
第六条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监督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单位应当安排专项经费满足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管理工作的需要。
第七条市、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监督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进行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危险源和危险区域应当根据风险性质、危害程度、可控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分级。
第九条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初次调查，由所在地的区（市、县）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组织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跨区（市、县）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初次调查，由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组织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
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应当每年组织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特别重大、重大以及跨区（市、县）的危险源和危险区域进行复查;区（市、县）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应当每年组织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较大、一般的危险源和危险区域进行复查。
第十条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调查，可以采取资料分析、实地调查、勘察、走访、听取专家意见等方式进行。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展实地调查、勘察或者走访时，应当出示证件，并做好记录。
第十一条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调查中发现可以采取措施立即消除风险隐患的危险源和危险区域，应当依法责令管理单位立即整改;情况复杂、短期内难以消除风险隐患的，应当纳入风险管理系统，进行登记和监控，并要求管理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风险评估。
第十二条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督促管理单位对危险源和危险区域进行风险评估;必要时可以组织专家或者依法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受委托的评估机构应当出具风险评估报告，并对风险评估结果负责。
第十三条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风险评估，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评估的主要依据；
（二）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基本情况；
（三）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包含直接危害、次生危害、衍生危害）；
（四）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值（仅适用定量风险评价方法）；
（五）可能受事故影响的周边场所、人员以及其他风险隐患情况；
（六）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的符合性分析；
（七）需要整改的内容，有针对性的安全管理、安全技术、监控措施及其落实情况；
（八）应对风险的应急预案；
（九）评估结论与建议。
管理单位以安全评价报告代替安全评估报告的，其安全评价报告中有关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内容应当符合前款规定要求。
第十四条管理单位应当将风险评估报告报送所在地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审核后报送本级人民政府，由有关的区（市、县）人民政府报送市人民政府备案。市人民政府认为所报备的风险评估结果不准确的，由原评估单位按照规定重新进行风险评估后报送备案。
第十五条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风险情况发生变化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督促管理单位及时按规定重新组织风险评估，经评估认为风险已经消除的，不再作为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管理;经评估认为风险增大的，应当强化相应的监控和管理。
第十六条市、区（市、县）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应当建立危险源和危险区域信息管理系统，并纳入同级人民政府综合应急指挥平台。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结合实际建立本行业危险源和危险区域信息管理系统，并与同级人民政府综合应急指挥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第十七条危险源和危险区域对本行政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可能造成影响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有关区（市、县）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通报可能受影响区域的人民政府。
第十八条市、区（市、县）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向社会公布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相关信息，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予公开和经公开有负面影响的除外。
管理单位应当将所涉及的危险源和危险区域可能发生的事故后果和应急措施等信息，以适当方式告知可能受影响的单位、区域及人员。
第十九条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督促管理单位按照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确定的统一样式，在危险源和危险区域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写明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方式。
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其警示标志的维护或者更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警示标志，发现有破坏警示标志行为的应当及时劝阻，并报告管理单位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条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动态监控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抽查，根据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应急防范措施，并将有关情况报送同级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
市、区（市、县）人民政府应急委员会应当对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管理状况进行抽查，并将抽查情况报告同级人民政府。
第二十一条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管理单位应当采取以下应急防范措施，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发生：
(一)设立信息台账，及时更新信息档案;
(二)制订应急预案，并按规定报送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三)建立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应急救援装备，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应急演练，并将演练情况书面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四)加强对有关设备、设施和场所的动态监控，进行经常性检查、维护、保养，保证其完好有效，并作好记录;
(五)建立对从业人员的应急培训制度，使其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和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
(六)配合做好对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调查、登记、检查、监控等工作;
(七)其他应急防范措施。
第二十二条管理单位应当每年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所涉及的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监控管理情况。
管理单位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变更的，应当在信息变更之日起3日内将相关情况报送所在地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三条危险源和危险区域发生突发事件后，管理单位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在事发后20分钟内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报告所在地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并得到确认。属于自然灾害的，其所在地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将受灾情况通报同级民政部门。
应急处置过程中，管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所在地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续报事态控制以及变化情况，必要时随时续报。
应急处置结束后，管理单位应当向所在地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送包括突发事件情况、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应急处置情况以及善后处理情况等内容的书面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监督管理单位按照规定对危险源和危险区域重新进行风险评估。
第二十四条管理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非经营性单位处1000元以下罚款;对经营性单位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情节严重有违法所得的经营性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第十一条规定，不按要求采取整改措施的;
(二)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不按规定采取应急防范措施的;
(三)违反第二十二条规定，不按规定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信息的;
(四)违反第二十三条规定，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不及时采取处置措施或者不在规定时间内报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
违反第十九条规定，损毁危险源和危险区域警示标志的，应当依法修复或者赔偿。
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风险评估制度另有规定，或者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已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不履行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的调查、登记、检查、监督管理等职责，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循私舞弊的，由具有管理权限的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七条市级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行业突发事件危险源和危险区域管理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本规定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评论

作者：谢佑平 来源：沪,中国法学 发表时间：199605

以1979年《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建构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典型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特征：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控诉机关的权力强大，侦查手段广泛、多样，使用灵活，限制极少；被告人在侦、控阶段诉讼权利受到局限，不允许延请律师帮助，没有保持沉默权；审判阶段，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案件事实，以积极姿态出现，始终占居主导地位；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关系过份紧密，使控审关系界限不清，抑制了辩护权能作用的发挥，等等。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使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发生了变革，引进、吸收了诸多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内容，出现了“当事人主义化”趋势。表现在：在侦查、控诉阶段，取消了公安机关的收容审查权和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削弱了侦控机关的权力，侦控权力的行使受到更多程序的限制；提高了诉讼参与人尤其是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被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传讯后，即可聘请律师予以帮助，被告人从被审查起诉时起，便可委托律师充当辩护人；检察机关不予起诉的案件，被害人有足够证据的，可以径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判阶段，实行对抗式法庭审判，举证责任由控、辩双方承担，审判工作主要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等活动展开，审判者的职权性作用淡化，仲裁性作用加强；等等。以上改革，使我国刑事诉讼模式更加民主和科学。

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为基础建构的“混合型”诉讼模式，与我国现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符，它既没有照搬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全部内容，也没有完全承袭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一贯做法，而是在充分考虑我国社会性质、阶级利益需要和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基础上，吸收当代刑事诉讼模式中较为先进成果的产物。评价某一种刑事诉讼模式是否科学，标准在于：其与所在社会阶级利益需要的适应程度以及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刑事诉讼模式有所不同，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地区或国度的刑事诉讼模式也有差异，究其原因，就在于阶级利益需要的不同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区别。
一、刑事诉讼模式与阶级利益需要的关系

刑事诉讼活动，是实现国家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无辜，以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活动。刑事诉讼模式影响着刑事诉讼效果，采取什么样的刑事诉讼模式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刑事诉讼目的，是统治阶级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概括起来，刑事诉讼模式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和建构，是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表现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需要。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和建构，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奴隶社会采用弹劾式诉讼模式，继承氏族组织解决社会冲突的朴素民主方式，这在国家和法律初创时期的社会中，是惩治犯罪的最有效方式，因而符合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到犯罪不仅仅是对个人利益的侵害，而且必然危及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共同秩序，“不告不理”原则已不能适应有效惩治犯罪的需要，必须建立一种强有力的遏制犯罪的司法机制，于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者设计出了以国家主动追诉犯罪为内容的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在刑事诉讼模式的设计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国家追诉犯罪的同时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因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主体地位，拥有较充分的与控诉相抗衡的防御手段和能力。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的双重利益需要，要求刑事诉讼模式具有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的双重功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建构的“混合型”模式，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要求。
（二）刑事诉讼模式的价值取向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相关

刑事诉讼，本质上说，是一种解决权益冲突，保护合法利益的活动。也可以说，刑事诉讼，是一个利益冲突、利益保护和利益分配的过程。概括起来，刑事诉讼过程所涉及的利益因素不外乎三种：一是以社会安全和法律秩序的维护为内容的一般社会主体利益；二是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对象进入刑事诉讼过程的刑事被告人的利益；三是被犯罪行为直接侵害而在诉讼中承担一定权利义务并受诉讼结果直接影响的被害人的利益。不同的刑事诉讼模式对上述三种利益的倾斜和保护程度不同，即价值取向不同。如：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注重个人权利的保护，强调正当程序，表现出对第二和第三种利益的重视倾向；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强调司法机关的职权，追求实体真实，表现出对第一种利益的极大关注。在刑事诉讼活动涉及的利益机制中，刑事诉讼模式倾向、关注和选择哪种利益，归根结蒂都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决定的。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力图建立理想的刑事诉讼模式，对三种利益进行均衡保护，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保护无辜的规程可能会被犯罪分子滥用，因此，统治者必须在有效减少犯罪和广泛保护个人之间作出选择，选择任何一方，都必然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刑事诉讼模式的存在，都是这种“选择”后的结果。在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开始注重被告人、被害人个体权利的保护，在价值取向的天平上，“混合型”模式加重了保护个体权利的砝码，出现了“当事人化”内容。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刑事诉讼仍不失为职权主义刑事诉讼。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符合我国政治哲学和政治需要。
（三）刑事诉讼模式的相互借鉴和吸收，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

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各有其优点、长处和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无容置疑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诉讼模式也都暴露出固有弊端，需要改进和完善，否则，就难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就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而言，由于过份强调正当程序和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可能导致诉讼活动步履艰难，旷日持久，不能及时惩罚犯罪，产生疏于对被害人及社会整体利益保护的后果等。就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来说，由于过份偏重惩治犯罪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又难免造成对法律程序意义的轻视和对被告人个人权利的损害，带来积极惩罚、消极保护的弊端。正因为如此，为了使刑事诉讼活动充分发挥惩治犯罪、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各国统治阶级都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对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进行了程序不同的修改和完善。如：美国社会普遍认为，犯罪率的不断上升与越来越多的犯罪逃脱追究直接相关。目前，在刑事犯罪日益加剧的威胁面前，美国也开始加强控制犯罪的司法措施，对某些过份有碍打击犯罪的权利保护程序作了修改和变通，美国国会通过的《犯罪综合控制法》扩大了侦查官的权力，降低了搜查、逮捕、扣押的适用标准，并严格了保释条件。可见，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已向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靠近。与此同时，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也开始接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有益成份。“日本在美国的影响下，采取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虽然日本当时是在美军占领的形势下，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诉讼模式，但是现在的日本法学家和司法界都一致肯定这种变化，认为现在的司法制度、诉讼程序注意保护人权，比战前旧刑事诉讼程序好。”〔1〕另外，法国、德国、奥地利等的刑事诉讼中，吸收了英美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协助被告人辩护的做法。可见，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影响。同样，我国将要施行的“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也是在职权主义基础上，借鉴、吸收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某些长处的产物，旨在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需要。
（四）衡量刑事诉讼模式功能的主要标准，是其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适应程度

刑事诉讼活动是行使国家行罚权的活动。通过刑事诉讼，要达到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任何刑事诉讼模式，都必须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有效地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和目标。因此，要判断某一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功能与价值，首要的标准就是看其能否圆满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是否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及其适应的程度。例如：我国刑事诉讼任务，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预防和减少犯罪。从总体上说，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在完成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任务方面，成绩是显著的。我国固有的刑事诉讼模式基本上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任何照搬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或者不加区别地模仿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企图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它将造成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与刑事诉讼目的、任务和功能的不协调和不适应，最终带来社会秩序的动荡，危害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刑事诉讼模式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

任何刑事诉讼模式，都根植于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无不存在独特的文化传统印记。撇开历史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全面理解各种刑事诉讼模式发生发展的缘由及其固有特征的差异的。
刑事诉讼模式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一）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演变的结果

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深刻反映出社会历史从原始走向文明的历程。由弹劾式诉讼、纠问式诉讼到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诉讼，进而发展到现代社会主义诉讼模式的过程，包含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民主思想所引起的法律及司法制度的深刻变革。弹劾式刑事诉讼是与国家社会政治文明低下、文化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心目中对神灵崇拜和畏惧以及氏族原始民主平等印迹等联系在一起的。纠问主义刑事诉讼下国家追诉犯罪制度的确立，是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大发展；在人们对诉讼无休止的冗长辩论和充满野蛮、蒙昧的神明裁判感到厌烦不安，迫切需要一种迅速有效而又非常权威的力量主持诉讼以更大程度地惩治犯罪时，纠问主义诉讼便应运而生了。到了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平等、人权”的历史背景，使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诉审分立和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辩论以及对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措施。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传统的国家。刑事司法手段历来被视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之一。“犯罪控制”思想指导着中国历代刑事诉讼模式的建构。我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模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出台以后仍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反映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内涵和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背景，又使之产生了相应的新型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并且，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迥异。因此，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与特定社会的深层历史文化背景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如果没有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发展，就不会有刑事诉讼模式的更替和变迁。
（二）刑事诉讼模式的区别，归因其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

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存在区别的。显著的差别表现在中国与西方刑事诉讼模式的不同以及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与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实际上，这些差别是由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法律以确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和对民众的控制为主要内容，重视宗法伦理，坚持礼教中心，强调义务本位，实行刑罚强制。中国传统法律不是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为价值目标，而是以确认人的职责和义务为明确目的。新中国成立后，旧法传统虽然经过了革命荡涤，但其痕迹仍依稀可见，表现在刑事司法中，职权主义仍为主要内容。而西方的传统法律注重和实现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法律制度以权利为本位，刑事诉讼中普遍实行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制度、律师辩护、无罪推定，强调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可以说，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模式中的许多内容，如辩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等，都是从西方借鉴和移植的。就西方诉讼模式内部来说，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容忽视的。职权主义诉讼起源于罗马帝国特别是西欧中世纪宗教法庭所实行的纠问式程序，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英国中世纪的控告制诉讼一脉相承，两者的区别仍然是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因此，在探究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借鉴和吸收他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原则和制度时，不可无视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区别及其潜在的作用。历史表明，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排斥力，它可以使外来诉讼制度难以传入或者异化已经传入的外来诉讼制度。今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传入了许多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建构了“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改造和重构我国传统的司法观念及其文化土壤，使其与外来的诉讼原则和制度相协调。否则，字面上的法，将不可能转化为行为中的法。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学院）
注：
〔1〕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 年版，第25页。